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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雨丨金庸走后的这一夜,我们翻到查良镛这一页

分类:默认分类  人气:103  评论:0  时间:2018年11月1日

今日看到一篇这样的一篇关于金庸的文章,觉得很好,所以转载收藏。

金庸离开后的这一夜,我们怀念金庸。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他留下了快意恩仇的武侠作品,带给华人社会最宝贵的想象力,却高喊“让理想主义者走开”,留下了求真务实的行事法则,成为一代世俗文化的立法者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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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金庸的这一夜,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灯光仍然闪烁,一些地方陷入沉寂。在中环散步,高耸的大厦之间,旧日的痕迹已被现代化摩天接踵的高楼抹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聚集着大批论战的报馆。那是一个年代活跃的中心,在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里,时时散发出理想的气息。

金庸刚刚来到香港的日子,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外交官,为国奔走。大半个世纪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老先生还关注着时局。

一个香港作家上周去医院看金庸,在床边用上海话向他讲述世界时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这个本名查良镛的小孩,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东南日报》及《大公报》的记者、翻译和编辑。24岁时,他被《大公报》派往香港馆工作。他很快喜欢上了香港,觉得这里的人坦诚直率、重视信用、说话可靠,“人际关系比上海好”。

但此时,他仍未放弃自己的外交官之梦。一有机会就只身北上——他的文章被梅汝璈看见,推荐他到外交部做自己的助手。

当时在外交部做内部工作的乔冠华私下对查良镛说:“你这个才华,你这个本事,做一辈子小职员,会很可惜的。”

感觉壮志难酬,查良镛又回到香江边上。

他需要更广阔的天地。1924年他出生时,查家还有3600多亩田地,上百户农民租种。查家藏书十分丰富,这或许为查良镛此后绵延一生的文字工作埋下最初的伏笔。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读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这个男女二侠同闯江湖的故事令少年查良镛着迷。

据说,他初初翻过几页便迷上了,拍案叫绝:“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人们喜欢追溯这段过往,以此证明大师的武侠梦早在童年时期就已奠定。

金庸的读书心得 图片 | 东方IC

但较少被注意到的是,那时让查良镛“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近代中国著名记者及出版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及其主编的《生活周报》。

查良镛一度心怀政治理想。心迹在青少年时期便已在笔端显露。初三那年,15岁的查良镛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以初中生的身份指导初中生如何在考试中取得高分。17岁,他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

他的“狂气”让他武断地写下:“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这几分“狂气”让他才华出众,但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他的两次退学都与针砭时弊有关。一次是在中学时,他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写《阿丽丝漫游记》,文章影射训育主任沈乃昌。查良镛被退学。

另一次,他如愿入读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期待未来成为外交官。然而,因不满听到校长名字要立正敬礼,“就像对待希特勒一样”,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

查良镛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并于1948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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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大公报》分出《新晚报》,查良镛转入其中做副刊编辑。他为此起用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据说,“林欢”一名取自他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各自姓氏中的“木”,“欢”是二人当时幸福生活的写照。“姚馥兰”则取义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

正是这段时期,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写就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名声大噪,开启了此后漫长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

那时候的香港,尚是一片文化沙漠。拥挤逼仄的土地上,突然涌来大批的商人、政客和文人。拥有旧学根基的文人藏身报馆,关注着时局变化,论战不断。

1957年冬,金庸对《大公报》的左派立场感到失望,果断离开。两年后,他创立《明报》。许多年后,金庸对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解释《明报》的名称来历,他原想叫它《野马》,但觉得不太像报纸名称,便用了“明”字。他喜欢“明”,正大光明、明察秋毫的“明”。他后来写明教教主张无忌,自称与他性格最贴近。

起初,《明报》不过是份讨好市民日常趣味的小报,依靠他的武侠小说连载维持生计。1962年,著名的“难民潮”为《明报》提供了扭转命运的机会。大批偷渡香港的内地人员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事件敏感,港岛的其它报纸都不予报道,《明报》却大声疾呼,天天头条、全版奉上。

这起事件后,《明报》由“小市民报章”转身登入大雅之堂。它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又培养出一批后来的香港报界大佬及名作家们,如董桥、林行止、陶杰、张小娴及亦舒。

英属殖民地时期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拓宽了港人的阅读想象空间。侠士们出没于江南、中原和大理国,在朝野间往来,于私情与大义间摇摆。港人在街头巷尾“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

在金庸心中,报纸始终居首位。他一早就坦诚,写武侠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1972年,玩出名堂的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自此别过江湖。那时,他的兴趣集中在写政治评论上。高峰时期,每日一篇,20多年几乎未中断过。

一个香港专栏作家比较金庸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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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反复强调过自己的新闻理念,“事实就是神圣的,评论完全是自由的”。

创办《明报》时,他提出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他后来解释,“善良”是两个字: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

有媒体问及金庸,在一生中,从未改变过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从没有改变过的就是不讲假话。我本来在《大公报》,后来离开那里自己办报纸。我办报纸问心无愧,从未故意制造谣言欺骗读者,这是不行的。错误当然有过,但我后来专门更正、公开认错,绝不制造谣言。”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行政秘书的符浚杰曾说,金庸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

金庸经历过世界大战。他常与《明报》员工分享一则故事,战时,他骑自行车逃难,一颗炸弹在他身后炸出大坑。从那时起,他对中国人“站起来”的强大愿望终生未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上世纪80年代起,金庸挟盛名参与政治活动,在两岸三地颇受看重。

他曾与不少政治家有交集。交往中,他不再是浪漫的武侠小说家金庸,而是务实的社会活动家查良镛。他对现实的认知十分清醒:“我不赞同理想主义者,让理想主义者走开!我做事比较现实,根据现实走最好的道路,最伟大!”

得益于查良镛的行事路径,金庸的小说在内地迅速成为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