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丨金庸走后的这一夜，我们翻到查良镛这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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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离开后的这一夜，我们怀念金庸。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他留下了快意恩仇的武侠作品，带给华人社会最宝贵的想象力，却高喊“让理想主义者走开”，留下了求真务实的行事法则，成为一代世俗文化的立法者和行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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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金庸的这一夜，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灯光仍然闪烁，一些地方陷入沉寂。在中环散步，高耸的大厦之间，旧日的痕迹已被现代化摩天接踵的高楼抹去。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聚集着大批论战的报馆。那是一个年代活跃的中心，在物质相对匮乏的现实里，时时散发出理想的气息。

金庸刚刚来到香港的日子，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外交官，为国奔走。大半个世纪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老先生还关注着时局。

一个香港作家上周去医院看金庸，在床边用上海话向他讲述世界时局。“他的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我告诉他今天几月几号，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像一个纯真的小孩。”

这个本名查良镛的小孩，大学毕业后，先后做过《东南日报》及《大公报》的记者、翻译和编辑。24岁时，他被《大公报》派往香港馆工作。他很快喜欢上了香港，觉得这里的人坦诚直率、重视信用、说话可靠，“人际关系比上海好”。

但此时，他仍未放弃自己的外交官之梦。一有机会就只身北上——他的文章被梅汝璈看见，推荐他到外交部做自己的助手。

当时在外交部做内部工作的乔冠华私下对查良镛说：“你这个才华，你这个本事，做一辈子小职员，会很可惜的。”

感觉壮志难酬，查良镛又回到香江边上。

他需要更广阔的天地。1924年他出生时，查家还有3600多亩田地，上百户农民租种。查家藏书十分丰富，这或许为查良镛此后绵延一生的文字工作埋下最初的伏笔。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读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这个男女二侠同闯江湖的故事令少年查良镛着迷。

据说，他初初翻过几页便迷上了，拍案叫绝：“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人们喜欢追溯这段过往，以此证明大师的武侠梦早在童年时期就已奠定。

金庸的读书心得 图片 | 东方IC

但较少被注意到的是，那时让查良镛“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近代中国著名记者及出版家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及其主编的《生活周报》。

查良镛一度心怀政治理想。心迹在青少年时期便已在笔端显露。初三那年，15岁的查良镛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以初中生的身份指导初中生如何在考试中取得高分。17岁，他在《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

他的“狂气”让他武断地写下：“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这几分“狂气”让他才华出众，但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他的两次退学都与针砭时弊有关。一次是在中学时，他模仿英国作家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写《阿丽丝漫游记》，文章影射训育主任沈乃昌。查良镛被退学。

另一次，他如愿入读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期待未来成为外交官。然而，因不满听到校长名字要立正敬礼，“就像对待希特勒一样”，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

查良镛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并于1948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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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大公报》分出《新晚报》，查良镛转入其中做副刊编辑。他为此起用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据说，“林欢”一名取自他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各自姓氏中的“木”，“欢”是二人当时幸福生活的写照。“姚馥兰”则取义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

正是这段时期，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写就了人生中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名声大噪，开启了此后漫长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

那时候的香港，尚是一片文化沙漠。拥挤逼仄的土地上，突然涌来大批的商人、政客和文人。拥有旧学根基的文人藏身报馆，关注着时局变化，论战不断。

1957年冬，金庸对《大公报》的左派立场感到失望，果断离开。两年后，他创立《明报》。许多年后，金庸对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解释《明报》的名称来历，他原想叫它《野马》，但觉得不太像报纸名称，便用了“明”字。他喜欢“明”，正大光明、明察秋毫的“明”。他后来写明教教主张无忌，自称与他性格最贴近。

起初，《明报》不过是份讨好市民日常趣味的小报，依靠他的武侠小说连载维持生计。1962年，著名的“难民潮”为《明报》提供了扭转命运的机会。大批偷渡香港的内地人员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事件敏感，港岛的其它报纸都不予报道，《明报》却大声疾呼，天天头条、全版奉上。

这起事件后，《明报》由“小市民报章”转身登入大雅之堂。它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又培养出一批后来的香港报界大佬及名作家们，如董桥、林行止、陶杰、张小娴及亦舒。

英属殖民地时期的香港，金庸的武侠小说拓宽了港人的阅读想象空间。侠士们出没于江南、中原和大理国，在朝野间往来，于私情与大义间摇摆。港人在街头巷尾“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

在金庸心中，报纸始终居首位。他一早就坦诚，写武侠小说是为报纸服务的，“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1972年，玩出名堂的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自此别过江湖。那时，他的兴趣集中在写政治评论上。高峰时期，每日一篇，20多年几乎未中断过。

一个香港专栏作家比较金庸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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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反复强调过自己的新闻理念，“事实就是神圣的，评论完全是自由的”。

创办《明报》时，他提出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他后来解释，“善良”是两个字：侠气。“干预社会，对好的人和事件进行赞扬和表彰，对坏的人和事情进行批评和反对。”

有媒体问及金庸，在一生中，从未改变过的东西是什么。

他说：“从没有改变过的就是不讲假话。我本来在《大公报》，后来离开那里自己办报纸。我办报纸问心无愧，从未故意制造谣言欺骗读者，这是不行的。错误当然有过，但我后来专门更正、公开认错，绝不制造谣言。”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行政秘书的符浚杰曾说，金庸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

金庸经历过世界大战。他常与《明报》员工分享一则故事，战时，他骑自行车逃难，一颗炸弹在他身后炸出大坑。从那时起，他对中国人“站起来”的强大愿望终生未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金庸是“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

上世纪80年代起，金庸挟盛名参与政治活动，在两岸三地颇受看重。

他曾与不少政治家有交集。交往中，他不再是浪漫的武侠小说家金庸，而是务实的社会活动家查良镛。他对现实的认知十分清醒：“我不赞同理想主义者，让理想主义者走开！我做事比较现实，根据现实走最好的道路，最伟大！”

得益于查良镛的行事路径，金庸的小说在内地迅速成为畅销书。

《神雕侠侣》 图片 | 东方IC

1992年，金庸将《明报》集团卖给商人于品海。退出之后，他修改以往的武侠小说，整理社论文集，数度返乡，出现在国内外各大高校中。

2005年，剑桥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文学博士，金庸要求自己读。他从硕士读起，2010年9月，86岁时，金庸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以《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博士论文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金庸夫人曾说，他读书相当用功，每天像学生一样斜背着书包，装满当天上课要用的书和资料。在上学路上，遇到有“金迷”请求签名合影，每每都婉言谢绝，“现在不方便，等我上完课。”

人到晚年，与这些大学教授聊过天，金庸才惊觉自己与他们差太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

他忍不住感叹，“我现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学问。”

他说记者、政治家、作家这些身份都没有真正的快乐。“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

有记者问他：“你相信一百年以后还有人读你的小说吗？”

他答：“我希望有。”

“你有没有想过 ‘不朽’的问题？”

他说：“创作没有人生这样好，人生可以不朽，创作故事很难不朽。”

文字｜施展萍编辑 | 金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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