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

分类：默认分类人气：689 评论：1 时间：2022-03-07 17:20

李慎明：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本文由《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对苏联亡党亡国30年的思考》电视政论片解说词改编而成。参考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郑州大学、党建读物出版社、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
顾问：李铁映、李力安、张全景、逄先知、滕文生、王伟光、王京清、高翔、金冲及、汝信、郑科扬、刘炯天、李捷、陈晋、蒋振云、（俄）亚.阿.丘巴里扬、（俄）米.列.季塔连科、（俄）尤.亚.彼得罗夫
总策划：李慎明、姜辉、严力强、王英利
总监制：张星星、辛向阳、余丽、刘吕红、徐滔、尹洪亮
总撰稿：李慎明
撰稿：陈之骅、吴恩远、张树华、王正泉、刘书林、汪亭友、李瑞琴、李燕、赵丁琪
总编导：刘奇光、高峰

引言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他还特别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把视野投置到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对于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对于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谎言与真相
莫斯科，红场，肃穆、庄严。经历了90余年风雨的列宁墓巍峨屹立。十月革命后，这曾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抚今追昔，苏联兴亡，令人感叹不已。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是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开缺口并最终毁灭的。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外、党内外吹卷起一股攻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袖列宁，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及其辉煌成就，否定苏联人民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的政治思潮。
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这股歪风日渐兴盛，席卷广袤的苏联大地，并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坍塌。对于这股政治思潮，我们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
谎言之一：所谓“列宁是德国的间谍”
今天，在俄罗斯的一些城市，仍耸立着许多列宁雕像。我们在莫斯科访问拍摄期间，位于市中心十月广场上高大的列宁像，正在进行精心的修整与维护。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党必先去其领袖。这是搞垮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直接、最便捷、最有效的路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斯大林形象被抹黑之后，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浪又很快扑向列宁。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便是“列宁是德国间谍”。
我们走访了俄罗斯的数家图书馆、档案馆、学术机构，得到的一致答案是：这一所谓的历史真相在俄罗斯和国际上早已经被否定和澄清。
列宁回国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决定。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列宁回忆录》中，清晰地记载着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рупская）的回忆：1917年3月底，“中央局经过加涅茨基转来了一封电报，内称‘乌里扬诺夫（列宁）应立即出发！’”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列宁之所以选择经德国回到俄国，是其他国家拒绝过境之后的被迫抉择。
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舒宾（Александр Шубин）在接受采访时说，列宁从瑞士取道德国回到俄国，乘坐被打上铅封的车厢，即密闭的车厢。当时，没有其他路径。法国和英国禁止列宁通行。作为党的代表，列宁当时确实得到过国外的一些资金资助，只不过这是西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捐赠。他说：“为什么会需要这些钱？是为购买印刷厂。布尔什维克从工人、赞助商、缴纳的党费中筹集到了大部分的钱，总计22.5万卢布，还差3万卢布。这时在中立国做生意的布尔什维克，即自己人补齐了这3万卢布。”（本解说词尚未注释的俄罗斯各界人士的述说，系本课题组根据在俄罗斯采访录音整理。——编者著）
至于十月革命前夕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凭空捏造出的“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所谓“西逊文件”，同样是无稽之谈。甚至连著名的反苏、反共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都认定，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比如，一些本应来自德国间谍机构的关键性文件，很显然却是出自俄国旧式打字机，是来自俄国本土的伪造。
谎言之二：所谓“斯大林大清洗杀死了几百万甚至3000万直至5000万人”
苏联肃反运动的初衷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严重扩大化，无疑是斯大林时期苏共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但对此应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面临德国法西斯入侵和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的危险。曾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参与策划刺杀斯大林的亚·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在《我的时代》一文中承认：“我研究了战前很多年的情况，包括军队肃反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战前在军队中不进行肃反运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肃反是联共（布）中央的集体决定。1971年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仍坚持认为：“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清洗工作“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
曾旅居苏联多年后来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并被关进监狱长达六年的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回忆说：“即使赫鲁晓夫在对这个时期的过火行为作全面攻击时，他也没有说任何一件公开的审讯案是骗局。”
在肃反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斯大林也注意及时纠正一些极端偏向。在1937年3月5日中央全会的闭幕词中，斯大林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所有在某个时段动摇过或曾向托洛茨基主义方面靠近的人，坚持在该问题上“需要单独和有区别地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而赫鲁晓夫则恰恰是肃反扩大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制造者。他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请求批准枪决8500人，把33000人送往劳改营。他调至乌克兰后，请求枪决或关押30000人。连在“改革”年代担任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Яков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也承认：“赫鲁晓夫并没有少让人流血，而与某些人相比要更多些。”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又通过他的亲信销毁了关于他参与镇压行动的文件和材料，销毁的材料达11个纸袋之多。
苏联在肃反过程中的扩大化，也确实是一个客观事实，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但是，一些人说斯大林处死了几百万人甚至3000万直至5000万人，这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是恶意编造的。
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我们找到了2004年版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此书对斯大林时期判死刑的人数作了极为精细的考证，一些人所说的受害人数实际上被夸大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即使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之后的苏联和俄罗斯官方多次正式公布的文件中，也都充分证实了那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是蓄意编造、恶意夸大的。
谎言之三：所谓“斯大林背叛了列宁和列宁主义”
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和俄共（布）在当时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在必须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列宁又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
1928年前后，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当时，苏联国内粮食严重缺乏，部分富农却囤积了大量粮食，拒绝卖给国家，严重威胁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社会主义苏联带来引进各种技术、机器和设备的难得机遇。苏联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工业的高速发展，也要求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原料。
更为严峻的是，帝国主义强国入侵的危险，要求苏联必须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加强经济和国防实力。1930年，斯大林明确指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敌人打倒。”
斯大林中止新经济政策，是为了适应当时国内外的新形势而作出的新的战略抉择。这是无可非议的。
新经济政策逐步中止后，苏联从1928年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提前完成了头两个五年计划，基本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有力支撑了卫国战争所必需的军事装备和物质基础。
到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后期，苏军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也已逐渐占据绝对优势。大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战斗机多6.8倍，进而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
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中止执行新经济政策，根本不是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背叛，恰恰相反，是对列宁主义新的坚持和发展。
谎言之四：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效益低下，这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曾经的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是俄罗斯民众至今都流连忘返的地方。在这里，通过对实物陈列的参观和大量翔实数据的对比，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所谓“公有制经济没有效率、苏联时期一团糟”这一说法的荒谬。
事实上，在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工业总产值，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苏联均保持着相当优势。
1950年至198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而1950年至1984年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则分别增长9.9倍和14倍。
而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半期，推行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蓝本的经济改革，苏联在1989年至1991年间才出现经济负增长，增长率为-7.7%。1991年经济增长率竟为-13%。
谎言之五：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联合发动的”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境内外一些人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与斯大林联合发动的”。
事实表明，是法西斯德国以不宣而战的方式首先出兵侵略苏联，苏联完全是自卫反击。苏联卫国战争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组织反击法西斯侵略，斯大林这样的反法西斯领袖竟然被说成与希特勒联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希特勒之流及其类似的侵略者才会捏造出这样奇怪的逻辑。苏军后来跨越国境、进军中东欧地区及德国领土，攻克柏林，也是为了彻底摧垮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严防德国法西斯死灰复燃，并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各国苦难民众。
普京总统多次严厉抨击肆意诋毁苏联军队、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015年3月17日，在会见俄罗斯“胜利”组委会成员时，普京明确指出：“今天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篡改、歪曲那场战争中事件的企图，还有恬不知耻的、赤裸裸的谎言，放肆地抹黑事实上把一切都奉献给那场胜利、捍卫和平的整整一代人。”“这些人的目的昭然若揭：降低当代俄罗斯的力量和道德威望，剥夺其战胜国地位及相应的国际法影响；分化人民，挑起纷争，在地缘政治游戏中搞历史投机。”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说，卫国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认为一切都完了”，斯大林“没有到过任何前线”“是按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
而根据克里姆林宫警卫部队军官克拉西科夫（Красиков Сергей）的回忆，在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得了严重的咽喉脓肿，一段时间体温高达40摄氏度。尽管如此，他仍然坚守岗位，及时发布各种命令，调兵遣将，领导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斗争。
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通晓组织方面军和方面军群战役的基本原则，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类战役，他精通重大的战略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最高统帅是凭地球仪来研究情况和定下决心的，这与事实不符……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евский）元帅的回忆录也说道，斯大林在1943年8月曾去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前沿阵地视察，他连续“乘坐汽车外出两天，无疑对军队的士气产生了影响”。
谎言之六：所谓“苏联时期的英雄模范很多都是伪造的”
直到今天，在俄罗斯街头，依旧矗立着苏联时期各种英雄人物的雕像。俄罗斯民众依然会献上鲜花，表达对他们的怀念与敬仰。
但一个时期以来，各种污蔑、歪曲苏联时期英雄人物的言论层出不穷，其中最恶毒的谎言之一就是对卫国战争中的女英雄卓娅的诋毁和攻击。
1941年11月26日夜晚，游击队员卓娅放火袭击德军驻地，不幸落入敌手，被德军第197步兵师第332团施以残酷的绞刑。她牺牲时年仅18岁。
1942年2月16日，卓娅被苏联政府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但在苏联解体前两年，自由派周报《论据与事实》却先后抛出两篇文章，污蔑卓娅患有“精神病”，说她袭击的并不是德军驻地，而是农舍。
就在污蔑卓娅的文章抛出后不久，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彼得里谢沃村三位女村民的回忆说，当时德军占领了村子，将村民驱赶出农舍，德军却在老百姓家里安营扎寨。
德军战俘鲍埃尔林也在回忆录中写道：“1941年11月的一天，我所在的德国部队开进彼得里谢沃村，把村民驱赶到街上受冻，自己在农舍里享受。当天半夜，4间住满德军的农舍突然起火。”
显然，是卓娅的一腔怒火点燃了被德军侵占且住满侵略军的房舍。
卓娅的英雄事迹很快传到了前线，进一步激发了红军战士的爱国热情和反击德国法西斯的勇气。当苏联红军展开全线反攻时，战场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为卓娅报仇！”
被谎言玷污的绝不仅仅是卓娅一位英雄。国内外敌对势力对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几乎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都进行了诽谤甚至侮辱。
二、缘起与泛滥
在久负盛名的俄罗斯现代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份看似简单的打印文件。正是这份文件曾经震惊了整个世界，当年宣读这份文件的人，正是刚刚当选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1956年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苏共中央举行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结束，已经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突然召集全体代表开会，擅自抛出未经集体同意而是由少数几个人炮制的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依据：

1.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回忆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未经中央讨论”。

2.时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回忆说：“中央主席团没有委托赫鲁晓夫作这个报告”；“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肯定地说，是受中央主席团委托作的这个报告。他是自作主张作的这个报告。我们当时没有公开讲，只是因为我们不想分裂党”。

3.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早在1996年就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部录音和解密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首次确认了这样的事实：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和向中央全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当时准备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起草的调查报告。后来在秘密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等人在大会期间通过紧张的“地下”活动加上去的。

4.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也指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经集体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因此“严格地说，后来大声称道的‘二十大路线’或‘二十大精神’在党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等错误的盖子，但赫鲁晓夫又根本不具备解决这样一个高难度问题的基本立场和素养，也捅了娄子，更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

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列昂尼德·多布罗霍托夫（Леонид Доброхотов）强调，现在国内外专门有学者在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他们认为报告90%的内容是谎言，10%的内容歪曲了各种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结果，歪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事件中的作用等。事实上，报告就是一个纯粹捏造罪名的批判书依据：美国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格雷弗·弗通过对大量文献证据、历史事实，特别是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研究发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所有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论据，竟然没有一个与事实相符。更加确切地说就是：所有经过检查的论据……赫鲁晓夫在其讲话中没有谈及一件可以称得上符合斯大林和贝利亚真实情况的事实。”
经过赫鲁晓夫的策划和煽动，报告的内容很快在苏联传播开来，不久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非斯大林化”运动。攻击斯大林的言论和文学作品大量泛滥，许多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广场、街道等都改换了名称，斯大林的肖像被摘掉，纪念碑被毁坏。后来，斯大林的遗体也被迁出列宁墓。
一些人不仅怀疑、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一切，更把现实中所有存在的问题都同斯大林个人或斯大林时期联系起来，进而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非斯大林化”的错误思潮引发了东欧局势的动荡乃至动乱。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了骚乱；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世界范围内也很快出现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西方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党员纷纷提出退党，仅意大利共产党退党的党员就有20万人。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外交部部长的莫洛托夫十分痛惜地说：“二十大前真心实意地同情我们的约占全人类的百分之七十。而在二十大后再也没有这么多人支持苏联、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了。”
1985年3月，54岁的政治局委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自称是“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夸赞赫鲁晓夫，他“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而且“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有关“公开性”的一次讲话中说，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所谓“不留空白点”就是全面挖掘苏联历史的负面内容，全面抹黑苏联历史。这应是苏共最高领导层带头对自己党和国家的历史进行全面清算和彻底否定的政治召唤。
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任命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来又以调整分工为名，把主管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Егор Лигачев）调开，雅科夫列夫成为指导“改革”与“公开性”运动即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直接指挥者和“精神教父”。
雅科夫列夫走马上任后，随即撤去了一批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媒体领导人，扶植起一批体制内知识界、传媒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Рыжков）曾这样揭露说，在推行言论自由的那几年中，人们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病，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
这是一个“开棺”的年月。所谓的大众传媒开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直至50年代之“棺”，对历史的层出不穷的所谓“新揭露”“新评价”劈头盖脸压来，并由此转入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进攻战”，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社会舆论的导向，动摇了人们的理想信念，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
俄罗斯政论家弗拉季斯拉夫·施韦德（Владислав Швед）指出，当时苏共掌管的主要杂志，所有的媒体都开始了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此后四年苏联人民的思想却被反人民的媒体所控制，以使他们确信苏维埃政权应该受到惩罚，人民生活不好都是苏联政权导致的。
党的领袖、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体制内知识界的实权派先后卷入历史虚无主义狂潮之后，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策动下，一些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电视主持人、时政评论家等摇身一变，以“自由派知识分子”自居，以争当持不同政见者为荣。他们相互配合，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根基。
正如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主任、俄共杜马议员维·伊柳欣（Виктор Илюхин）在《控告总统·起诉状》中所说的那样：“在他（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整个国家都被变成了考古发掘地。”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一：各类失控的媒体和名目繁多的研讨会、报告会
在戈尔巴乔夫的极力推动下，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新闻出版法（《苏联报刊及其他大众新闻媒介法》），宣布“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颁布命令，宣布电视和广播“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就使得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到1990年10月，在苏联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重新登记，其中1/7的报刊变更为私人或民间团体所有，还出现了一些独立通讯社和独立报刊。到苏联解体前，苏共直接掌握的报刊仅占经苏联国家报刊委员会登记的全国性报刊的1.5%。社会舆论完全失控。
一批正直的、有良知的职业历史学家努力揭示历史真相，但他们的声音完全被淹没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恶潮之中。他们被各种历史学学术会议所排斥，甚至不能够查阅档案，其著作也不能出版。
这些失控的媒体和各种研讨会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造谣诬陷的平台，动摇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根基。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哲学家弗拉季连·布罗夫（Владилен Буров）指出，俄罗斯的一个大的错误，就是不应把媒体的控制权交到想要民主却收获寡头专制的人手中，实际上落在了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手中。
与爆炸式出现的自由派媒体相比，体制内媒体“倒戈”造成的危害更加可怕。比如《莫斯科新闻》《文学报》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报刊，纷纷抛弃原有的机关报属性，宣告“独立”。各类负面消息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掀起了一场“揭露历史污点”的舆论浪潮。苏联体制内的媒体曾经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受到民众信赖。官方媒体的“倒戈”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误认为这些信息是传递着党的正确声音，讲述的是历史的真实，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被历史虚无主义浊浪裹挟甚至淹没。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二：篡改历史教科书
篡改历史教科书也是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戈尔巴乔夫推动下，苏联高校的党史、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纷纷关闭，很多教师只得改教西方哲学或西方政治学。
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认定“以前的教科书都是美化苏联历史”，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并取消本学期中小学历史课考试，重新编写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紧接着，各种版本的新编历史教材开始出现。许多教材一味强调“历史污点”，公然采用造谣、污蔑等卑劣手段，颠覆了青少年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传记作家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认为,问题在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很多篡改历史的教材，而且种类也极其繁多。教师们对此手足无措。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三：所谓“历史档案”的“揭秘”
所谓“历史档案”的“揭秘”也有力地助推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戈尔巴乔夫还在档案的整理与解密方面大做文章，特意指定雅科夫列夫等人专门插手此事，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解密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所谓“历史档案”。他们把大量说明列宁、斯大林时期成就的档案搁置一旁，而专挑个别失误掐头去尾、碎片化地放大，再进行加工和拼接，颠倒黑白、篡改事实、蛊惑民众。
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主要渠道之四：文学艺术领域
文学艺术领域也成了渲染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渠道。在苏联国内以及西方媒体的大力渲染下，解禁并推出了一大批丑化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如雷巴科夫（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孩子们》、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Пастернак）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等。《古拉格群岛》还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的尝试”。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的历史，但由于缺乏材料，只好用所谓“艺术化”的方法。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100个或200个事实，我只有两三个。但是，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也就是说，用凭空虚构和编造的方法写成的《古拉格群岛》竟然成了所谓“历史的凭证”，使之成为瓦解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发重磅炸弹。
否定和丑化党的历史的文艺作品也在不断滋生。在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支持下，格鲁吉亚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Тенгиз Абуладзе）拍摄了电影《忏悔》。该片主题就是要拆解“斯大林神话”，揭露所谓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的“政治暴力”。
戈尔巴乔夫在审看完这部片子后，毫不犹豫地批准了该片的公映。从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连续三个月放映了这部影片。《忏悔》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俄罗斯军事史学会科研处处长米哈伊尔·米亚科夫（Михаил Мягков）指出，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版了大量的书籍，不仅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也批判苏联的总方针及其对外政策。上映的一些电影中，反映在前线作战的似乎只是那些罚做苦役的罪犯。这就在本质上歪曲了事实。
三、助推与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之时，美国就计划用军力，包括用核武器摧垮社会主义苏联。1949年9月23日，苏联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迫使美国战略重点逐渐转向实施和平演变计划。
1947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瓦解苏维埃政权。
1957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赫鲁晓夫的“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四代身上。
1982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强调，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竞争”。
推行“接触”即“和平演变”战略的西方阵营，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一轮又一轮攻势。这就为历史虚无主义在苏联的滋生、蔓延和泛滥，提供了强有力的外部推动力。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斥巨资，建立了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据不完全统计，仅美国一家，就在苏联周围10多个国家设立了20多个新闻中心，出版80多种杂志、60多种期刊，设立了近2000家电视台、广播电台、无线电转播台，用60多种语言播放内容庞杂的各种节目。
1956年2月25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出台后，美国当局兴奋异常。
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敏锐地觉察到：“由此发起的非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事业犯下的最大错误，它将在东欧和苏联引起严重动荡，特别是威胁到那些由斯大林栽培的东欧国家领导人，美国应该通过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利用这一极好的机会。”中情局不惜重金，以几十万美元的大价钱从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手中买下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一经认定报告的真实性，旋即于1956年6月4日由美国国务院向外界公开，同日由《纽约时报》全文发表。美国中情局还指使“美国之音”用43种语言，每隔一小时就向全球播放一次“秘密报告”。《纽约时报》就此报道：“美国政府显然决心要利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一系列残暴行为的说明，来对整个苏联制度及其领袖们进行一次重大的宣传攻势。”
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下令停止对“美国之音”进行技术性干扰。美国舆论得以在苏联畅行无阻。
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评论说：“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二是西方国家运用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等手段培养支持苏联国内亲西方的“政治知识精英”。1956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利用“和平共处”之机，鼓动苏美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提出邀请1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谈到这一意图时指出：“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
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原副主任叶夫根尼·格拉奇科夫（Евгений Грачиков）认为，西方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除核武器之外，他们运用意识形态斗争中所有的方法，比如用广播、电视和文化交流等名义，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人们产生了负面影响，甚至在苏联内部形成了支持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第五纵队。
在西方国家极力拉拢和培植的人员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雅科夫列夫和被称为“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雅科夫列夫是在被选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发生了“世界观改革”，认为“社会主义梦想自我了结的时刻，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自我消耗殆尽的时刻迟早将要到来”。
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萨哈罗夫出面创办了《公开性》杂志，在巴黎用俄文发行，发行量很快达到2万多份，另外还用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在纽约等国外其他地方出版。1989年，萨哈罗夫没有辜负西方厚望，他联合叶利钦，逼迫取消了苏联宪法中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
三是西方阵营充分运用小说、电影、戏剧等文学作品形式在苏联推动历史虚无主义的扩散。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西方利用东西方缓和的时机，多次派人以各种身份到苏联进行活动，把作家群体作为“工作”的重点对象。索尔仁尼琴就是其中之一。在西方势力的指挥下，他的《癌症楼》《第一圈》和《古拉格群岛》等歪曲、否定苏共和苏联的作品被转移到国外出版，然后偷运回国内进行散发、传播。
四是一些诺贝尔奖项也成为西方宣扬西方价值观和抹黑苏共历史的重要工具。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苏联人颁发的16个奖项也无不充满着意识形态的用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5次文学奖。1956年，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在书中借用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人生，旨在说明“苏联十月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持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小说在苏联国内没有被允许出版。美国中情局在1958年1月获取《日瓦戈医生》手稿后，认为“此书拥有巨大的宣传价值”。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监管并报艾森豪威尔总统行动协调小组批准，资助用俄文等多国文字印刷《日瓦戈医生》。当年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因该书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五是名目繁多的基金会成为西方在苏联助推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渠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弗朗西斯·桑德斯（Francis Saunders）在其著作《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中说，1963年到1966年，至少有108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其中货真价实的如福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基金会，是最为便捷的资助掩护机构。比如福特基金会，其资助的“东欧基金”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外围机构，它与契诃夫出版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社从福特基金会那里拿到52.3万美元用于购买在苏联被禁止出版的图书。
弗拉季连·布罗夫说：“我们有一些组织和一些人从西方获得金钱，然后在国内写文章，出版书籍，召开学术会议，代表的却是出钱的西方基金会的立场。可以把这些人看作‘外国代理人’”。
六是美国驻苏大使馆在意识形态渗透和搞乱苏联政局方面，担负着前线指挥部的角色。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苏联情况，为美国政府制定对苏政策提供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美国著名外交家和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就曾长期供职于美国驻苏联使馆。他于1946年2月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政策”，为美国及西方国家搞垮苏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先导作用。美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在走马上任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拜访了刚被释放的萨哈罗夫，他还多次会见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明确表达美国政府的支持态度。在他的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清晰记载：当苏联政治斗争越来越白热化时，“我几乎每天都可见到一些改革者”，同他们交谈，并且“经常提供一些令我们的客人感兴趣的出版物”。
七是利用档案或所谓档案解密助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美国当局设法通过与戈尔巴乔夫集团合作，利用经过选择或剪裁甚至伪造的档案对苏联历史进行篡改。这些经过准许披露的所谓档案，也成了国内外对苏联历史进行篡改污蔑的重要来源。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昂尼德·别列洛莫夫（Леонид Переломов）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把自己的档案拱手送给别国。他们把大量档案，包括绝密档案，廉价卖给美国人和日本人。
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说，首先得到档案材料的是外国人，而当时苏联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却不允许接触档案。外国人在3年的时间内用自己的设备，拍下了他们在档案馆能够找到的所有档案材料。待与外国的合同到期之后，档案才向俄罗斯学者开放。
罗伊·麦德维杰夫还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为了抹去其最终背叛苏联人民的证据，还把自己与美国相互勾结的电报的原始卷宗全部送交给了美国人，连副本也没有留下。
四、根源与实质
从本质上说，历史虚无主义不过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特殊反映。
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风为何能在社会主义的苏联越刮越烈，其深层次的根源何在？
俄共下诺夫哥罗德州州委书记、州议会副议长弗拉季斯拉夫·叶戈罗夫（Владислав Егоров）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否定苏联时代存在过的一切正面的事物，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一切有益方面。它破坏和转变了苏联时代的社会意识，这是在为实现1991年的反革命剧变作铺垫。
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思想上进行颠覆活动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点燃此场“虚无”之火的深层次思想根源。
赫鲁晓夫虽然成长于革命时代，有过卫国战争经历，但在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却背离、最后背叛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究其缘由，一是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缺乏坚定的信仰和信念；二是赫鲁晓夫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并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虔诚”信奉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意志论的实用主义者。因此，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1949年12月，在他需要斯大林提拔的时候，赫鲁晓夫曾在《真理报》上撰文献上这样的颂词：“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的导师、党和苏联人民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却把斯大林谥为“暴君”“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
十月革命前后，许多不同阶级阶层的人加入革命队伍，不少人得到艰苦锤炼，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但也有一些目的不纯的人混入革命队伍，最终形成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Анатолий Лукьянов）、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Дмитрий Язов）都指出，1987年以前，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好像非常坚定，但实际上他的信仰早就发生了动摇。戈尔巴乔夫曾私下里多次说：“共产主义思想对于我已经过时。”
1991年12月25日，随着戈尔巴乔夫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位，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在寒风中黯然垂落。其实，在距离戈尔巴乔夫宣读最后辞职书两小时之前，他就首先拿起电话向美国总统布什做了汇报：“我亲爱的朋友乔治……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将在莫斯科电视台宣布我的决定……我将把使用核武器的权力交给俄联邦总统……您完全可以安心过圣诞节了。”
重大历史关头，往往首先向美国总统汇报，这似乎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习惯。当这些历史的真实被披露之际，不能不让人瞠目结舌。
而另一位苏共高层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后来在《一杯苦酒》一书中坦言：“常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开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对拨正看法和形成新的评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雅科夫列夫在西方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序言中袒露：“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倘若收到成效，之后便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打击一切革命至上主义。这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带有情绪的叫嚷，而是带着深刻的潜台词：罪恶的不单是斯大林，整个制度都是罪恶的。”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助推历史虚无主义，还有更为深层和隐秘的原因。雅科夫列夫之所以能上台，始于他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在加拿大的会面，两人的思想不谋而合。
弗拉季斯拉夫·施韦德指出，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雅科夫列夫在那里等他，他俩彻夜长谈。最后得出结论是：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死胡同，应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的纵容下，一些所谓知名的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在恶毒篡改、否定苏联历史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制度大放赞美之词。
他们中一些人的初期目标还只是批判斯大林，不久便就将矛头直指列宁，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1988年秋，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委员会独揽大权。苏联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与西方的第五纵队和持不同政见者这三股力量完全合流，集合在戈尔巴乔夫这面大旗之下。“1988年可以称之为社会意识的大转变之年。”
苏联解体后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授大卫·科兹（David Kotz）等人出版《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该书英文版序言中指出：“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利西奇金（Владимир Лисичкин）、谢列平（Леонид Шелепи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持不同政见者的状况渐渐发生质的变化”；“新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他们开始得到津贴，经常得到各种奖励和奖金”；“持不同政见逐渐成了一种可以炫耀自己优点的职业，这种职业甚至变得愈来愈吸引人”。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人文系教授尼古拉·斯塔罗斯坚科夫（Николай Солдатенко）指出，问题在于那个时期进行的很多历史问题研究，都是受国外资助，这就刺激一些历史学家去看给他课题的人的眼色行事。
西方国家还十分注重收买苏联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Болдин）回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100多万美元。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Раиса Максимовна）1991年亲自和美国出版商洽谈出书事宜。一本名为《沉思》、实际上是由记者普里亚欣（Георгий Пряхин）代笔的小书就这样面世了。这本书不过发行几百本，稿费却付给她300万美元。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利加乔夫在其回忆录《警示》中这样描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的大众传媒：“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金钱。电子媒体和印刷品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钱全掌握在那些疯狂掠夺人民财富的人手里。无论何种形式的独立出版物的言论都是在放空炮、蛊惑而已。”他在书中还谈到这样一种说法：“当权者企图掩盖政策的真正本质，他们不想让人民知道真相。他们宣称，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俄罗斯都无发展之地。事实上，他们正与外来力量共同实行复辟一百年前的资本主义制度。”
而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国外推手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早在1948年，乔治·凯南就一语道破。他说：“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仅占世界的6.3%。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难免会成为嫉妒和怨恨的对象，下一时期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计某种关系模式，使我们得以保持这种差距而又不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
苏联的亡党亡国，还有着深刻的国内社会根源。党的干部队伍中一些人经不起考验，严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严重损害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当人民群众看清苏共高层已彻底背叛了共产党的宗旨而感到绝望之时，最终选择抛弃这个党。这就是在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之际，广大党员和民众漠然相向的社会心理原因。
五、灾难与反思
苏联解体30年了，与世界上一些国家日新月异相比，大多数苏联原加盟共和国发展却很缓慢。有数据表明，从1986年到1991年，苏联经济年增长率从4.6%跌到-13%；外债从250亿美元飙升到1039亿美元；黄金储备从2500吨降为240吨；汇率从1卢布折合1.5美元变为0.011美元，贬值140多倍。
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俄罗斯民众说：“清早起来排队，排了第一个想买点茶喝，结果到跟前啥都没有。我退休金并不多，当时只有90卢布。我工作55年了。”
弗拉季斯拉夫·叶戈罗夫指出，现在俄罗斯最富有的100位亿万富翁占据了整个社会90%以上的财富。有2000万贫困人口。这也就是说，每7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意识形态方面，历史虚无主义是其他种种错误思潮的开路先锋。否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了苏联和苏共，西方贩卖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新闻自由”“民主宪政”“公民社会”“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潮就乘虚而入。
俄罗斯科学院波利亚科夫（Юрий Поляков）院士说，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最严重的影响，是俄罗斯人丧失了“灵魂”：个人主义情绪增长，无视他人权利，人际关系淡漠，相互敌视情绪蔓延，反社会行为大幅增加，青少年犯罪率激增。
在地缘政治方面，苏联解体，四分五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等国加入北约和欧盟。欧洲军事与政治版图发生急剧变化，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东欧、中亚和外高加索的一些国家也成为西方遏制、干涉俄罗斯的前沿阵地。
伴随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声誉一度遭到严重损坏。社会主义“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失败论”、资本主义“一统天下论”甚嚣尘上，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人类的正义和进步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引线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刚开始之时，往往看不到硝烟和暴力，一旦人们被错误的舆论所引导之后，就会被国内外资本进一步导向内乱、内战甚至国与国之间真枪实弹的热战。
70多年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仿佛在原苏联上空仍未散尽。20多年来，普京执政的俄罗斯，不得不向境内外企图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抹黑苏军、造谣中伤苏联的各种行为展开激烈的反击战。
历史虚无主义带给俄罗斯的灾难是深重的，但苏联解体30年后，令人欣慰的消息也不断涌来。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所长尤里·彼得罗夫（Юрий Петров）指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明白，我们父辈和祖辈为了我们的国家工作，而我们不能昧着良心说他们是白活了。他们过去的业绩很值得我们铭记。
首先，对于苏联时期的领袖，俄罗斯民众有了更加理性、清醒和深刻的认识。2021年6月23日，列瓦达中心就“对斯大林的整体评价”主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0%的被访者对斯大林持“赞赏”“尊重”“好感”态度；28%的被调查者持中间态度，只有11%的被访者持负面评价。而2001年对斯大林负面评价的人竟高达43%。2017年6月27日《俄罗斯报》报道：最近关于斯大林的消息占据了俄罗斯各报头版，仿佛是在进行军队大元帅竞选。俄罗斯报纸通栏大标题写着：“斯大林从地下冒出来了。”斯大林的各种挂像、雕像几乎每一天都会在各个地方冒出。但主导这种行为的，不是左派，也不是俄罗斯共产党，而是各级政权。
其次，2016年民调显示：俄罗斯99.1%的民众明确反对把苏联社会体制、苏联模式的失败看成必然。2020年3月列瓦达中心民调显示，3/4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时代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民调中，有人说：“对苏联‘怀旧’在中老年人中更为普遍，但俄罗斯年轻的‘后苏联人’也同意这些观点”，“他们将苏联认定为社会公正的国家”。
俄罗斯民众尼娜·伊万诺夫娜（Нина Ивановна）说：“在苏联时代，我有工作，每月按时领取工资，并可以预支工资，我们生活得非常安宁祥和，人与人之间非常和善，大家相互帮助，非常和谐友爱。突然间这个友爱家庭一下子四分五裂，我们都在拼命地挣扎。”
《俄罗斯报》曾随机调查了254位各界民众。问卷共有5个题目，其中第一个题目是：“今天，说到苏联能使您联想到什么？”90%以上的答案是颂扬和怀念。64岁的退休人员维塔利说：“闭眼不看现状，为过去而自豪。”52岁的经济工作者叶莲娜说：“那时我不怕一个人夜里走路。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51岁的退休人员弗拉基米尔回答：“那是世间少有的幸福、和平、友善和仁爱的国家。它像一只幸福鸟一样离开我们飞走了，寻找不会出卖它的人去了。”
这份问卷的第四个题目是：“20年来独联体国家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变化对于您是最重要的？”90%以上的人感到痛惜和痛苦。20岁的大学生阿尔卡季说：“对未来丧失了信心，大家都只顾眼前。”52岁的经济工作者加林娜说：“如今已经不再用爱国主义教育青年，金钱就是亲爱的上帝。”24岁的职员安东答道：“俄罗斯古已有之的术语‘苏维埃’被外来的‘民主制’换掉了。其后果是，俄罗斯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什么都没有了。”43岁的职员米哈伊尔则说：“回头想想，为阻止我们的国家被出卖，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十分后悔。”
当代乌克兰政治家格奥尔吉·克留奇科夫（Георгий Крючков）指出，过去人们曾坚信西方能够带来美好。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什么是资本，什么是失业，什么是生活最低保障，等等。资本主义并没解决原来的任何社会问题，反而冒出众多新的更为严峻的问题。
俄罗斯政治家的反思更具代表性。
2000年2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代表俄共发表的《告人民书》指出：“不要听信对我们历史的中伤和诽谤。共产党人犯过错误，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共产党人曾取得过伟大的成就。正是在苏联时期，我们国家达到了强盛的顶峰。”
1994年5月27日，在国外流亡20年之久并为苏联解体立下“汗马功劳”的索尔仁尼琴，重新踏上了俄罗斯大地。他在各地参观之后，十分痛心地说：“我回到了满目疮痍、怅然若失、失掉信心，并且已变得面目皆非的俄罗斯”，“俄罗斯如今多灾多难。俄罗斯在呻吟”。现在的制度“是官僚主义、任人唯亲和老奸巨猾的投机商人的一种巧妙的融合”，“国家摆脱了共产主义，可走了一条最笨拙、最不合理和最曲折的道路”。1996年，索尔仁尼琴甚至借其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主人公之口，直呼斯大林为“伟大人物”。
普京对斯大林的第一次正面评价是在2002年。他一方面谈到斯大林的“专权”“专断”，另一方面明确肯定：“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此后，他对斯大林的多次评价基本上都在这个框架之内。2017年6月16日，普京回答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时说，斯大林时代发生过悲惨事件，但是，“斯大林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人物。那些过分妖魔化他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攻击俄罗斯和苏联”。2019年9月5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方经济论坛上普京讲道：“我们应从这一原点谈起……老爷子全部拿下，并画上的句号……（斯大林）乃国家之父。”
俄罗斯民众深深地怀念着列宁和斯大林。每当列宁诞辰或逝世纪念日，到红场列宁墓瞻仰列宁遗容的人都排起长队。每当十月革命纪念日、五一劳动节和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人们就高举着列宁、斯大林画像走上街头。
历经一年多的讨论和完善，2016年2月29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最终颁布了《2030年前俄罗斯联邦国家文化政策战略》，该战略开篇即写道：“后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化影响力日益衰退，经济下滑，国外文化入侵，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艺术匮乏，学习和了解俄罗斯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少。外国势力企图篡改俄罗斯历史，甚至篡改伪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该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形成明确而统一的国家文化政策价值导向；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强化俄罗斯公民的文化教育。”。
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中央博物馆馆长弗拉基米尔·扎巴罗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Забаровский）说：“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博物馆人，首先应立足于历史事实展示真实。让不可辩驳的历史陈列品说话，有根有据地证明历史的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今俄罗斯重新审视、珍视自己历史的重要措施就是重新编写国家历史教科书。
还在2001年，就任总统职务不久的普京在视察俄罗斯一所高校时表示，他对过去10年的破坏感到十分痛心，对当时历史教科书的混乱现象极为不满。2007年6月21日，在接见全俄人文和社会科学教师代表时，普京又指出：“几年前，当时的史学工作者们偏重于强调负面消极因素……现在必须剔除这些年沉积下来的糟粕和泡沫。”
罗伊·麦德维杰夫说：“必须编写一本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大家都认可的、新的历史教科书。我作为审定专家通读了几种教材，老师终于有了能教育孩子们的好教材。”
然而，俄罗斯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举动，却遭到了西方媒体的大肆攻击。
英国《泰晤士报》称：“这是普京在宣传自己的历史观。”美国《华尔街日报》指责普京“妄图改写历史”。美国《新闻周刊》指责普京是要“重新回到苏联”。
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虚无主义与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依旧是长期而艰巨的。
六、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时，我们更加需要把这一重要指示落到实处。
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是20世纪留给全世界共产党人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沉重又难得的反面教材。历史虚无主义给苏联带来的灾难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回击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推动的一种政治思潮，无论它披着何种外衣，使用什么手法，其根本目的是否定和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行为的回击与批判。全体共产党员人人有责。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应对西方“软实力”“巧实力”等和平演变战略手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国内外敌对势力必然会手段翻新，继续散布历史虚无主义。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决不放任历史虚无主义行为泛滥，不能任由其刻意制造和散布谎言、扰乱社会舆论。必须对否定党史国史、贬损革命领袖、玷污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进行彻底批判并依法进行惩处，以凝聚民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
第四，必须把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们要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巩固宣传舆论阵地，为反击和战胜历史虚无主义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第五，必须组织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提升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党的青春活力。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必将有着无比光辉灿烂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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