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人”与“小女人”：“80后”女青年的婚姻困境

打开任何一个网站，翻开任何一本杂志，婚姻、事业的冲突难以协调，已经成为当今女性生活的争论中永无答案的难题。中国当代女性，尤其是“80后”女青年，更是面临着社会上所谓的做“大女人”还是做“小女人”的选择困惑。笔者作为“80后”女青年，在面临此种选择时产生了对当今女性自我意识的深深思考。

一、具像“大女人”、“小女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的活跃逐渐冲击着人们原有的婚姻观念。婚姻更多地受到金钱左右，“钻石王老五”成为女性争夺的商品，一部分女性为攀上高枝自愿以“宠物”自居。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男子向下择偶的倾向，渐渐形成了所谓“三高”（身高、薪高、学历高）女性难嫁的趋势。身高是天性所致，但薪高、学历高的女性则不免慨叹命运的不公，进而产生仇视男性的心理，并且激化为拒斥婚姻。渐渐地，中国女性就步入了这样的尴尬处境：要么选择成为职场的女“白骨精”，要么选择成为“钻石王老五”的“宠物”；前者要舍弃婚姻的人伦之乐，后者要舍弃女性的独立自尊。在“大女人”“小女人”的二者择一中，事业、婚姻成为对立双方各自的代言人，女性从中择一的局面也就造成了：一方面职场女“白骨精”大量出现，女性自我意识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女性意识日益弱化丧失（赵晓. 当代中国女性的尴尬[J].南方人物周刊，2007.04.01，60-61），事业与婚姻也成为互不相容的对立体。

许多文艺作品一方面淋漓尽致地描述现今中国女性的这一困惑，并试图做出回答；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深深陷入这种对立难以自拔，它们的回答更加重了婚姻与事业之间的对立。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王海鸰，在《牵手》和《中国式离婚》中都塑造了这样的当代中国女性形象：美丽聪明、接受了高等教育，有能力把事业做到更好的职业女性，为了丈夫的成功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但是“夫贵妻荣”的愿望并未实现，回报她们的是逐渐丧失的自我和丈夫肉体或精神上的遗弃。《女人本色》则展示了遭受男性背叛后的女性，不再依赖男性、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形象。这是当今文艺作品塑造的两类女性形象，她们不仅对“大女人”“小女人”具像化，而且更进一步，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当代女性的困惑做出了回答或建议——当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应该挣脱“夫贵妻荣”的传统意识枷锁，在追寻自己的事业成功中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当今的文艺作品中都难以摆脱如此的故事框架：女性在经历了男性的背叛后觉醒，从最初的“小女人”成长为“大女人”，实现了自我，获得了认可与尊重。这些作品在反映社会状况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当今女性受到这些意识力量的塑造，更加固化了事业、婚姻作为女性自我意识两极的观念，事业与婚姻从此成为当代女性实现自我价值时不可兼得的事物。

二、“大女人”、“小女人”：“80后”知识女性的困扰

选择成为“大女人”还是成为“小女人”，是当代女性实现自我时所处的对立困境，这种尴尬处境中最受夹击的要属“80后”的女青年，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80后”女青年正处于事业婚姻的人生展开阶段，亟待解决事业婚姻孰重孰轻的困扰。现今许多女青年看似以标榜“单身主义”为时尚，但跳出时尚的字眼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群体面对事业婚姻的对立抉择时表现出的无奈与缺憾，“时尚”成为她们弥补或遮掩痛楚的唯一脂粉。

“80后”女青年遭受最大的困扰，不仅仅是因为她们正值事业婚姻的起步阶段，更与她们所处的特定社会时空紧密相关。“80后” 女青年同其母辈相比，同样作为女性角色但由于特定的社会情态，她们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特征。一方面，“80后” 女性身处特殊的社会境况：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不断增大，在城市中几乎不存在男女差异；身处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中，感受着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冲撞；独生子女的身份使得父母更加宠爱，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期望。因此，“80后”女性比其母辈，不仅由于具备了更高的文化素养和更开放的视野而具有了更强的能力、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机遇，而且她们成为养育她的小家庭在未来社会竞争中的唯一代言人，具有了更多的支持和责任。简言之，“80后”女性有可能或者说应该具有比母辈更自主的女性意识，这是整个社会对她们的塑造与要求。

另一方面，已经将传统礼制内化的中国社会，不论在社会层面、家庭层面，还是女性的个体层面，都浸染了贤妻良母的传统意识，并深藏于人们的潜意识中，整个社会总是无意识地偏向于颂扬无私奉献的妻子、母亲，女性也无意识地常常以此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更为重要的是，在“80后”女青年的家庭生活经验中，耳濡目染“夫贵妻荣”的家庭规则，对于一个有过正常家庭生活的“80后”女青年而言，亲身经历过的辛福体验不能不作为选择“小女人”的说服证据。因此，“80后”女青年在事业与婚姻的选择中彷徨了，困惑了。面对整个社会宣扬女性、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女性应该争做职场女强人的时候，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能不这样认为要以事业为重才可能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但是生活的经验又在不断说服自己，“夫贵妻荣”的生活也是辛福快乐的。究竟如何选择，成为“80后”女青年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困惑，甚至是无助的求救。

三、“大女人”、“小女人”：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选择？

面对当代女性无助的呼喊，社会、家庭也是无奈的，因为它们一样被卷入事业与婚姻对立的困扰中。也许你会反对说：“现代社会不是一直在鼓励女性自立吗”？那么你正是笔者所对话的受到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并深陷其中的对象。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宣称造成了今天女性的尴尬处境，它们是原因而不是对女性自我定位困惑的解答。“80后”女青年陷入成为“大女人”还是“小女人”的困扰，是因为我们仅仅限于思考“该如何选择”，“哪个选择更正确”，而忽视了这样的追问：“是谁给了我们这样的选择”？而这一点恰恰是引领我们走出尴尬处境的明灯。

在社会人类学看来，每个特定的社会，都处于一个特定的情境（context）之中。具有特定时空的社会存在一套话语体系；社会成员在话语体系中占据不同的地位，享有不同的话语权。因此一部分话语具有权威性，作为了人们交流行为的准则，如果要参与到社会的交流中，就必须遵守语法规则。社会交流是必需的，因为社会的分化已经使交流成为人们生存的必要。因而谁占据制定语法规则的地位，谁就具有了话语权威，就意味着可以赢得较多的利益；反之对权威话语的违反就会使自己排除在主流群体之外。因此，争夺话语权成为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斗争目标。社会中制定语法规则，具有话语权的往往是社会中占少数的精英阶层，包括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而占多数的其他成员只能应运或遵守语法规则。

中国当代女性就处于中国传统话语和女权主义话语的争斗中，“80后”女青年则在这场争斗中进行社会化过程。以儒家礼制为核心的传统话语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社会扎根，并且完成了社会内化，成为了社会成员的无意识行为标准。一代又一代女性都无意识地要求自己成为所谓的贤妻良母。随着人类文化的不断完善，人类社会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女性也由此开始了对自我的关注，这种女性对社会的反思发展到今天产生了女权主义的斗争。女权主义所努力的目标就是不断构建自己的话语，将传统文化作为男权统治压制女性的工具进行批判。社会中的精英女性最先感受到男权的压制，无疑成为这场斗争的发起人。在不断扩大发展的女权呼声中，“女性”、“现代女性”、“知识女性”就作为不可选择的标签贴在了相应群体的身上。当代女性，尤其是“80后”女青年就这样被毫无意识地标签化，毫无意识地卷入了这场愈演愈烈的斗争中。最终，女性成为了女权主义与男权文化交战的工具与场所，事业、婚姻成为了女性自我意识的两极，“大女人”与“小女人”的选择成为了甄选战士的第一条标准，也成为了稳定军心的工具。

四、“大女人”、“小女人”：撕去标签走出困惑

“80后”女性面临的困惑，是传统话语和女权话语交战所造成的创伤，要摆脱我们所处的尴尬处境，笔者认为我们首先要撕去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然后思考自己究竟追求什么，做出真正我们自己的选择。

要撕去标签，就要先找到标签，弄清楚标签是怎样贴上的，这样才能减少撕去标签时的痛楚。那么我们的标签是如何被贴上的呢？这应该从标签的产生之初寻求解答。当今中国社会所言的女性自我意识，是隶属于西方女性、女权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对此话语的引入开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爱国学者和民族精英引进西方文化，以实现婚姻自由作为颠覆封建礼教的目标，解放女性、建立女性自我意识因而成为他们使用的利剑之一。在他们的努力下，许多女性走出封建大家庭，摆脱封建婚姻，进入新学堂，实现了自我价值。但是这一社会运动却遗留给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误解：婚姻是男权的代言人，女性的解放要从摆脱婚姻开始。这一误解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女性现代化的附产品，也是整个世界女权运动的极端化的产物，造成了对一种婚姻特性的认识扩大为对婚姻本质的理解。

我们可以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看到，最初的女性主义所反对的是18、19世纪的英国贵妇们的错误婚姻立场，反对的是女性将自己作为可增值的商品，经过十几年的投资，最后交易一个储量丰厚的储藏室的婚姻观。这些女性主义者强调的是女性应该建立正确的婚姻观，不要将婚姻作为交易，不要把自己作为商品，女性应该自立，依靠自己储建储物箱的主张。因此最初女性主义宣扬的女性自我意识并不与婚姻对立，它们强调的是女性要建立正确的婚姻观，而不是现今女权主义拒斥婚姻的立场。因此女权主义的极端化发展，造成了婚姻作为男权的象征被划入敌对的阵营，将对婚姻观的批判转变为对婚姻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的误解，一方面是由于沿袭了西方女权主义的错误，将对婚姻的批判代替了对错误婚姻观的批判，因而这次运动一味地局限于批判封建婚姻中女性被压抑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是由于爱国学者和民族精英们在借鉴西方文化时忽视了对中国自身特性的思考。

我们可以从《京华烟云》、《大宅门》等文艺作品和关于武则天、慈禧的历史叙述中看到，中国社会、中国的封建大家庭有其特殊性，封建大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小社会，在其中涉及权力资源的分配；女性作为家庭生活的组织者，在家庭中占据了特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作、家庭组织的稳定维持是大家庭作为整体参与社会竞争的基础，“夫贵妻荣”在新文化看来存在女性的依附意识，但更重要的也是被新文化所忽视的，它是当时家庭和社会良性运转的表现，也是在当时社会家庭有效竞争的策略机制。所以，忽视了特殊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就忽视了女性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社会的运作，承担社会职能并相应获得社会认可与尊重的社会事实；最终导致全盘否定封建婚姻，造成对婚姻本质的错误理解。这个错误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我们对于历史无力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反思历史，借鉴历史，阻止历史错误的进一步扩大。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封建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爱”代替经济利益成为现今婚姻生活的轴心，因此核心小家庭不再具有牵制个人的强制权威，也不再存在压制女性的特性，因此婚姻不可能阻挡女性实现自我，实现自立。

“80后”女青年们，我们无需再困惑于“大女人”和“小女人”的对立中，因为“大女人”并不意味着女性获得了自我的解放，“小女人”也不意味着女性仍束缚于传统礼制中，事业、婚姻在女性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并不对立。女性的真正解放正如作家龙应台所说：“是女性知道自己的去向与潜能，而社会又允许她发挥她的去向与潜能”。所以“80后”女性应该撕去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这样才能真正看到自己所要的去向与潜能，才能清除阻碍，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