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文化将终结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规律论析

【关键词】中美俄大三角关系 中俄关系 中美关系 俄美关系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

   美国是冷战胜利者和世界秩序守成者。当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和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严重威胁到美国的世界经济秩序主导权和垄断利益。俄罗斯是拥有广阔领土的世界军事大国、资源大国和科技大国，其大力进行军事改革，重视先进武器装备研发与列装，军事介入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有力地遏制了美国的地缘政治图谋，严重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安全秩序主导权。美国利用手中霸权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绝对安全”的做法日益不得人心，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断下降，霸权走向衰落。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非西方常任理事国和新兴大国，共同致力于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秩序，不断拓展战略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极力推动的多极世界日益变得清晰。中美俄互动对世界格局影响深远，深入研究中美俄关系的性质与规律对于新时代中国国际战略运筹尤为重要。

    一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判定

20世纪90年代便出现了“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消失论”，一些学者将大三角关系分析框架视为冷战思维，认为大三角关系随着苏联解体终结了，主张以大三边关系定性中美俄关系。笔者认为，判定大三角关系是否成立，要看其是否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其中一方与另一方或两方的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战胜另外一方或两方；任何一组双边关系对另外两组双边关系都影响巨大。

（一）大三角关系中一方与另一方或两方的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

在大三边关系中，三方的核心战略目标没有结构性矛盾，因此可以形成合作共赢关系。而在大三角关系中，其中一方与另外一方或两方的核心战略目标存在结构性矛盾。“‘大三角’的基本性质是大国间的对峙与博弈，它的理念基础是地缘政治竞争，它默认的规则是‘零和游戏’”。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的核心战略目标都是战胜对方、称霸世界，因此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的核心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与美苏称霸世界目标亦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国由于当时国力太弱，主要是在美苏夹缝中谋生存，求发展。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作用并非是主导性的。中苏意识形态相同，但两国关系的实质是主权国家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对中国实行封锁和孤立政策，中国只能一边倒向苏联。1958年4月和7月，苏联领导人先后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中方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坚决予以拒绝。以196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国际主义义务》一文为标志，勃列日涅夫推出“勃列日涅夫主义”或曰“有限主权论”，提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实质上赋予苏联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权力。中国采取了诸多反制措施，苏联则以施加战略压力作为回应，导致中国为对抗苏联而谋求与资本主义美国发展关系。

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美国与中俄的核心战略目标均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国际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防范包括中俄在内的其他力量中心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试图消除中俄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而中俄都谋求实现民族复兴。美国主张单极世界，中俄主张多极世界。美国主张西方文明一统世界，中俄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美国谋求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并获取垄断利益，中俄谋求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并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美国谋求本国“绝对安全”，中俄倡导各国“共同安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上升以及俄罗斯安全影响力上升，美国与中俄的结构性矛盾开始激化。美国2017年发表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发表的新版《国防战略》、新版《国家军事战略》和《核态势评估》、2019年发布的新版《导弹防御评估》等报告都将中俄作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和头号全球战略对手。

（二）大三角关系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战胜另外一方或两方

在大三角关系中，围绕核心战略目标的实现，如果任何一方在零和博弈中完胜另一方或两方，大三角关系就不复存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以美国完胜苏联并瓦解苏联阵营为终结。在美苏争霸时期，中国相对弱小，但有足够的意志和能力维护国家主权与独立，还可通过联合美苏任何一方改变大三角关系态势，减小外部战略压力。中国的“两弹一星”成功后，中美苏在核武安全领域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大三角关系的特征因此更为明显。

苏联解体使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不复存在。美国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难以彻底战胜中俄。中俄美都是有能力在陆海空乃至太空、网络等新疆域开展全面竞争的世界大国，并且任何一方都无法彻底战胜另外任何一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综合国力上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俄罗斯在遭受西方经济制裁情况下扭转了叙利亚战争形势，建立了平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的国际反恐新联盟，彻底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中俄在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委内瑞拉问题等国际安全热点问题上的战略协作日益深化，打击了美国颠覆别国政权、破坏地区稳定的图谋。中俄政治稳定，坚定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能力相对增强。“美国在军事上因其四处伸手，树敌过多，在付出代价高昂的同时也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难以自拔。经济上，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其经济实力逐渐缩水。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减已使其独霸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三）大三角关系中任何一组双边关系对另外两组双边关系都影响巨大

苏联自1953年后不断地进行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调整。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把和平共处原则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并要求中国外交服从这一总路线。然而，1959年9月，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后来北京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活动，中国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戴维营精神”的过分宣扬。在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又发表了一些影射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一系列行动，使中苏关系由友好的团结走向分裂。”

中苏关系恶化为中美关系改善创造了契机，而中美关系改善又对美苏关系影响巨大。“为巩固越南战争后受损的国际威望，华盛顿开始第一次认真考虑对华关系正常化”。“尼克松成功访华后，苏联政府高层因此感到很不安，害怕中美联合起来与其对抗。于是同年5月，在苏联的邀请下，尼克松访问苏联，双方签订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等文件，20世纪70年代美苏缓和局面从此开始。”“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出现困难后，卡特政府不得不积极寻找与中国建交的方式。”

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国际关系词汇中，‘大三角’特指20世纪70年代的中美苏关系”，或者“60年代末至苏联解体”的中美苏关系，而不认为60年代末之前存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这是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尚属同盟性质并且中国国力相对过于弱小。然而，按照前文所述三个条件审视中美苏关系则可得出结论，即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始于新中国成立，终于苏联解体。

首先，在中苏结盟时期，两国核心战略目标仍存在结构性矛盾。苏联为称霸世界试图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而新中国谋求独立自主和民族复兴，不让渡主权，也不像大多数苏联盟国那样进入苏联战略轨道。中国奉行对苏“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主因表面是中苏意识形态相同，实质是因新政权不被美国承认而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无奈之举。

其次，新中国虽然国力弱小，但是在朝鲜战争中展示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与美国开展军事斗争的强大力量。苏联在珍宝岛事件后保持克制的主因是意识到难以靠武力逼中国就范。

最后，中苏结盟使苏联阵营实力大增，美国被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极大消耗，并陷入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最终不得不对苏联和中国采取缓和政策。中国因不赞同赫鲁晓夫1956年开始的对美缓和政策而遭到苏联打压。中苏交恶给中美关系缓和带来契机，并促使中美最终建交。

按照前文所述三个条件判定中美俄关系同样可得出结论，即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但存在，而且存在于从苏联解体迄今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假设中美俄是大三边关系而不是大三角关系，中美关系发展就不应引起俄罗斯的担心，俄美关系发展就不应引起中国担忧，美国就不会担心中俄关系发展。事实上，每当中美或俄美走近，中俄国内都会出现担忧之声。“进入冷战后时代，尽管美国对中俄未来存在挑战的可能性一直保持着警惕，但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至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也没有意识到俄罗斯国家实力特别是军力的较快修复，更没有预判到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主要对手的过度靠拢。也就是说，美国压根儿没有想到，在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的冷战后时代，又是在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竟然旧剧重演，美、中、俄大三角再次登上历史舞台。”

20世纪90年代是大三角关系的过渡时期。当时，大三角关系相对比较模糊，但是其基本规律已在发挥作用。俄罗斯在立国之初全力融入西方，即使在1996年改行全方位大国外交政策之后，依然对西方抱有幻想，将成为被西方认可的世界大国作为战略目标。中国谋求融入和利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极力与西方扩展经贸合作，对美实行韬光养晦，将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作为外交重点。由于中俄极力发展对美关系，并且两国国力与美国国力差距甚大，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总体上都在发展。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中俄发展对美关系的战略目标都是推动本国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或曰文明复兴，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必然严重冲击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权。这种核心战略目标上的结构性矛盾，使美国表面上发展同中俄的关系，但实际上始终没有放松削弱中俄崛起的潜力。美国在苏联解体初期集中精力改造俄罗斯，掠夺其国民财富，抢占原苏战略空间，加紧北约东扩。美国战略重心因此仍保持在欧洲，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向亚太转移，这为中国创造了十多年战略机遇期。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相对宽松，意在通过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推动中国实施自由化市场经济改革，从而壮大中国的资本势力，同时加紧对华和平演变，极力扶持分裂势力、民运势力等反华势力。但是，中国从美国对俄的做法上得到警示，全面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俄坚定地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与美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愈加清晰。

俄罗斯亦从大三角关系中获得了战略利益，其2014年得以成功合并克里米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战略重心此时已东移亚太，不愿为乌克兰而冒险与俄罗斯硬碰硬，而是选择联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削弱俄罗斯维系军力的经济基础。俄美关系恶化进一步拉近了中俄关系，两国2014年签署了被称为“世纪合同”的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2015年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联合声明，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说明中俄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实施对外战略上达成高度互信与默契。

二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历史规律

由于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由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演化而来，为厘清中美俄大三角关系，需要总结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历史规律。为此，可将中美苏大三角的三方区分为最强势方、次强势方和最弱势方。最强势方不一定是国力最强方。当国力次强方对国力最强方形成长期攻势时，其可被视为最强势方。美苏争霸期间，中国始终是最弱势方。受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失利等因素影响，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被苏联取代最强势方地位，但其在80年代初苏联深陷阿富汗泥潭后再次成为最强势方。纵观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发展，可观察到以下规律：

（一）最强势方将次强势方作为主要战略对手

“中美苏‘大三角’虽然有三方，但其结构不是三足鼎立，而是两极对峙。”美苏处于争霸状态，双方随着力量此消彼长而交替成为最强势方。无论谁为最强势方，都将对方作为全球头号战略对手。赫鲁晓夫1956年曾实行“三和路线”，试图与最强势方美国建立和平合作关系，但以失败告终。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集团上台后，加强了对美博弈力度：一是加强军力建设，将苏联的军事预算从1965年的128亿卢布猛涨到1970年的197亿卢布；二是加强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加强对华约的控制和利用，于1968年8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利用经互会推动“多边一体化”；三是削弱美国在西欧的影响；四是通过支持越南抗美消耗美国；五是在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与美国争夺影响力。苏联国力迅速追赶上来，国民收入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1970年上升为65%；苏联工业总产值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0%，1970年上升到80%。到70年代前期苏联的钢铁、石油、水泥、化肥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超过美国而跃居世界首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美苏战略武器之比约为4∶1。10年后，美国拥有2 165件，苏联拥有2 167件，美国丧失了对苏联的压倒性核优势。此外，苏联还建成了一支包括庞大核潜艇舰队在内的远洋海军，在常规兵力和大多数常规武器数量方面对美国占有优势。美国不得不以“灵活反应战略”替代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极力避免对苏使用核威慑手段。同时，西欧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大幅降低，对美离心倾向明显增强。1962年，美国为控制西欧核计划而发起“多边核力量”计划，并试图获得使用联合核力量的唯一否决权。该计划遭到西欧普遍反对，甚至被欧洲人称为“多边闹剧”。美国总统约翰逊1966年10月发表“搭桥”演说，要求扩大东西方交往，把“狭隘的共处扩大为更广泛的和平接触”，以加速铁幕的消除。法国1966年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北约亦软化了对苏政策，于1967年12月通过了“哈梅尔报告”，确定了对苏联东欧实行“军事安全与缓和相辅相成的战略”。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推出了“现实威慑战略”，大幅缩减军费和裁军，核力量方面谋求充足而非优势，在常规力量建设目标以打赢一场半战争代替打赢两场战争。

到60年代末，美国无论是在常规兵力方面，还是在常规武器方面，都处于劣势。整体而言，70年代初期的美苏争霸“一直是处于‘苏攻美守’的状态”。这样，苏联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势方。卡特1977年就任美国总统后，致力于改善美苏关系，但苏联继续实施扩张政策，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南部非洲推行针对北约的“掐断战略”，卡特总统被迫转而实施“卡特主义”，即如果苏联不停止扩张，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并对苏联实施经济制裁。80年代初，苏联因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美国再次成为最强势方。戈尔巴乔夫试图与美国缓和关系，但换来的是里根总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以及强化对苏和平演变战略，苏联由此走向终结。

（二）次强势方倾向联合最弱势方应对最强势方

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次强势方和最弱势方倾向于联合应对最强势方，方式有对抗和缓和两种。50年代，中苏为应对美国而结盟，在朝鲜战争中联合抗美。朝鲜战争削弱了美国实力，使美国对苏打压弱化。苏联为赢得更宽松的国际环境，希望借机改善对美关系，极力压中国服从其对美缓和政策，却未得到中国响应。于是，苏联开始对华施加压力，导致中苏关系恶化。

70年代，苏联领导人认为东西方力量对比正发生有利于东方的根本性变化，因此强化了对外扩张政策，与美国在全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和影响力。1971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进程在加快前进，出现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前景”。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于1975年6月4日发表讲话强调，“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

需要强调的是，70年代美苏都曾奉行过缓和政策，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1974年6月两度访问苏联，勃列日涅夫于1973年6月访问美国，两国元首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宣言》等重要文件。然而，“美苏搞缓和只是它们争霸世界的一种手段，它们之间关系的本质仍是争夺”。尼克松试图以对苏加强经济和文化交流弱化苏联对美战略攻势，试图通过承认西欧为平等的经济合作伙伴避免西欧被苏联挑唆，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改变偏袒以色列的一贯立场，改善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削弱了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勃列日涅夫针对尼克松的缓和战略在1971年提出了以改善与西欧关系为目的的“和平纲领”。虽然美苏都实施缓和战略，但是苏联的战略攻势相对更明显，其扩张的主要方向是第三世界，通过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制造和介入武装冲突、打代理人战争等方法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影响，通过与印度（1971年）、埃及（1971年）、越南（1978年）、阿富汗（1978年）、南也门（1979年）等第三世界十多个国家签订含有军事互助内容的友好合作条约，将其纳入战略轨道或势力范围。卡特总统在上台初期同样避免与苏联直接冲突，重点加强盟国体系，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卡特政府对苏开始奉行“新遏制政策”，由强调“缓和”“裁军”转为强调“竞争”“对抗”。

苏联在60年代末成为最强势方后，对华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政策，“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之前，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 189起之多”，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由恶化变为敌对，彻底失去了联合对美博弈的合作基础。此后，苏联在中苏边界屯兵百万，挑唆和支持越南、印度反华，给中国造成巨大战略压力。于是，次强势方美国与最弱势方中国倾向于联合应对最强势方苏联。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试图同时缓和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美国缓和对华关系有借此撬动美苏关系的用意。美国既要利用中国给苏联施加压力，又不能因为中国过分刺激苏联，从而影响对苏缓和政策。这种次强势方联合最弱势方的策略与50年代次强势方苏联联合最弱势方中国的策略如出一辙。因此，次强势方与最弱势方联合应对最强势方时，总是试图与最强势方缓和关系，并且试图利用最弱势方实现此目的，这是大三角关系的又一个历史规律。80年代，次强势方苏联再次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积极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

（三）最弱势方的选择决定着另外两方力量对比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最弱势方中国曾与次强势方苏联结盟，使最强势方美国无法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取胜并被严重消耗，进而在60年代末沦为次强势方。70年代，中国开始与美国发展关系，使苏联在东西两线被牵制大量兵力，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潭，苏联支持的越南对柬埔寨、老挝的侵略也被遏制。同时应对美中过度消耗了苏联的实力，使其重新沦为次强势方。

美国重回最强势方地位后曾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增加对台军售。对此，中国正面回应苏联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诉求，给美国造成巨大战略压力。1982年5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专门就中苏和解问题出台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苏如果和解，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带来重大影响:（1）苏联将抽出更多精力应对美国，西欧、中东、中美洲地区将首当其冲。（2）中国会减少对越南的战略压力，将使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遇到麻烦。中国对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兴趣也会降低。（3）中苏和解会减少中国对苏联的战略压力，使苏联将更多的力量部署到西半球，苏联由此也会在军控谈判中更不愿妥协。”美国国防部长认为，“中国牵制了苏联20%的军力”。为拉住中国，美国与中国签署了“八一七”公报，保证在台湾问题上信守承诺。在此情况下，中国将消除“三大障碍”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即苏联减少部署在中苏边境的武装力量数量并撤出驻蒙军队，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促成越军撤出柬埔寨。中国此举是均势外交原则的产物，一是为了降低来自苏联的威胁，二是为了延缓中苏关系正常化步伐，以便从美国得到更多战略利益。戈尔巴乔夫1986年的海参崴讲话虽然对中苏边境驻军和从阿富汗撤军问题作出了积极表态，但中苏关系正常化一直拖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才得以实现。中苏缓和的开启、中美战略合作的收缩，“意味着中国第一次开始按照均势的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苏联成为次强势方后由于没有及时与最弱势方中国联合应对美国，其战略处境愈发艰难，最后在内忧外困中走向解体。

综上所述，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变化可以通过以下图形展示：

以上三角形两点线条越短表示双边关系越近，线条越长表示双边关系越远。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末的大三角关系中，最强势方（美国）与最弱势方（中国）关系最远，次强势方（苏联）与最强势方（美国）的关系以及与最弱势方（中国）的关系都比美中关系密切，因此次强势方（苏联）的战略地位比最强势方（美国）更主动。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大三角关系中，最强势方（苏联）与最弱势方（中国）的关系最远，次强势方（美国）与最强势方（苏联）的关系以及与最弱势方（中国）的关系都比中苏关系密切，因此次强势方（美国）的战略地位比最强势方（苏联）更主动。

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的大三角关系中，中国对美苏实施相对均衡的政策，使大三角关系格局发生很大变化。虽然次强势方（苏联）与最弱势方（中国）的关系有所加强，但是最强势方（美国）与次强势方（苏联）的关系以及与最弱势方（中国）的关系都比中苏关系密切。最强势方第一次在大三角关系中占据最主动战略地位，这是其最终战胜次强势方并终结大三角关系的关键原因。基辛格敏锐地发现了大三角关系的这一规律，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指出，“我们与对手们的关系应该比对手们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三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规律与特点

（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规律

20世纪90年代，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国力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多重危机中被严重削弱。相比之下，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了比俄罗斯更强的冲击美国世界秩序主导权的能力。中国因此成为了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次强势方，而俄罗斯沦为最弱势方。然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基本规律仍发挥作用。

首先，最强势方美国认为次强势方中国对其世界秩序主导权的现实威胁远大于最弱势方俄罗斯，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对手，将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对华政策日趋强硬。

其次，次强势方中国与最弱势方俄罗斯倾向于联合应对最强势方美国。俄美曾在新俄罗斯建国初期和美国反恐战争初期经历过两次蜜月期，在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时期经历过关系“重启”。俄罗斯为发展对美关系作出过巨大让步，然而由于美国的对俄战略目标是消除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俄美注定走向零和博弈。中俄都有共同应对美国战略遏制的迫切需求，这是中俄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4年乌克兰事件后，俄罗斯对华战略倚重加大，美国对华施压加大，导致中俄进一步走近。2019年两国元首决定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开展对华经济合作更为积极，成为“一带一路”合作度最高的国家。中国对开展与俄安全合作更为积极，与俄开展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构建全球军控体系、地区热点问题上达成了战略默契。虽然美国威逼利诱俄罗斯压中国参与中导条约谈判，并且这也“符合俄罗斯关于中国导弹潜力的某些实际利益与关切”，但俄罗斯因“中俄拥有高水平战略合作”而拒绝了美方要求。

最后，最弱势方俄罗斯的选择决定着中美力量对比。美俄联合将使中国极为被动。反之，中俄联合将有力地制衡美国霸权。中国只有运筹好俄罗斯因素，才能够确保在对美博弈中赢得主动。中俄关系高水平持续发展为中国在美国巨大的战略遏制压力下赢得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最重要的战略保障。

（二）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1.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相同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中美俄大三角是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延续，因而具有一些相同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首先，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都是决定世界格局演化方向的最重要的大三角关系。中美俄大三角的形成正值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欧洲、日本对美独立倾向明显上升，金砖国家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国际影响小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俄的共同主张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与诉求。中俄战略协作不以结盟为基础，反而更灵活有效。鉴于美国盟国体系正在分化，中俄有可能与美国的某些盟国达成战略默契，结成“战略伙伴”，共同推动世界格局的转换。

其次，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实质仍是国家核心利益博弈。美国试图削弱中俄主权，进而削弱两国发展潜力。美国推行的西方价值观和中俄推行的东方义利观之争实质是主权之争、发展道路之争、国家根本利益之争。

再次，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最强势方美国试图分割世界市场，搞阵营对垒模式，然后利用世界秩序垄断权将对手边缘化。次强势方苏联则以强化经互会来应对。美苏博弈的结果是出现了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前，最强势方美国仍然试图分割世界市场，极力与中国经济“脱钩”，将中国排除在“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之外，阻碍“一带一路”建设。

最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最强势方美国极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苏联推行计划经济模式。中俄在20世纪90年代都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俄罗斯还搞过“休克疗法”。然而，自由化市场经济改革不符合中俄两国国情，中俄通过总结市场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都重视加强政府和国有经济的作用，重视宏观调控与发展规划，逐渐形成了有别于美国自由化市场经济模式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美国与中俄的博弈因此成为发展模式博弈。

2.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不同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特点

首先，当今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小于以前苏美经济实力差距且还在加速缩小。1975年苏联经济巅峰时期，其GDP也只占美国的40.6%，而中国2019年的GDP已达到美国的63%。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贡献着世界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

其次，美苏在世界市场分割的环境下争霸，而中美在世界市场统一、双方经济高度融合的环境下斗争。中国坚决反对割裂世界市场和逆全球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中俄都主张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

最后，虽然中美苏大三角规律表明，次强势方的战略地位相对较为主动，但是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次强势方中国远比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次强势方更具主动优势。苏联在与中国结盟时，与美国开展阵营对抗，这限制了其与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发展关系。美国在60年代末沦为大三角关系次强势方后，与中国的关系只是走向正常化和建交。80年代，次强势方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远未恢复到50年代水平。相比之下，当今的中国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战略主动优势更明显：

一是美俄战略文化相似，惯于针锋相对的较量。虽然中美结构性矛盾远大于俄美，但是俄美关系的对抗程度却远大于中美。美国将俄罗斯推向中国，并受到俄罗斯的巨大牵制，不得不将本应用于对付中国的大量资源用于对付俄罗斯。

二是中国与美俄战略文化不同，更善于韬光养晦、纵横捭阖，努力与大多数国家结成统一战线。即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重压下，中国依然努力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使美国始终无法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就对华实施强硬政策在盟国体系内达成共识。一些西方国家加入亚投行，拒绝美国提出的排挤华为5G技术的要求，高度认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这些都重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

三是中美俄处于同一世界市场，美国无法对中国进行区域性阵营分割孤立，其任何对华制裁措施都会引起极大副作用，将直接损坏美国企业和民众利益。

综上所述，中国有条件与俄罗斯、西方某些国家乃至美国部分精英共同抵制美国对华强硬遏制政策，而中美苏大三角时期无论苏联和美国谁是次强势方，都无法与对方阵营如此多的国家进行合作。

四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影响与发展趋势

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是决定未来世界秩序的最重要的大三角关系。从中美俄的根本利益、力量对比和战略走势判断，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将长期存在，中俄共同改造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将贯穿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互动的全过程。由于中国迅速崛起，中国所特有的战略文化将对大三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使其运行规律出现新特点，并将终结大三角关系。

（一）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将长期存在

美国作为守成国与中俄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改变。美国不会像对待某些威权小国那样包容中俄特别是未来可能超越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地位的中国，否则美国将难以守住世界性垄断利润，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世界霸权将不复存在。在美国放弃联盟进而放弃全球霸权绝不可能、多数盟国在该同盟体系中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依旧甚至更加恶化的情况下，美国设法继续维持甚至强化其全球同盟体系、逼迫盟国提升对同盟体系战略投入的又一选择，则是有意无意地推动恶化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环境，或者说，为这个同盟主动塑造一个足以对其盟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的外部敌手（至少是在心理学意义上）。

美国向中俄极力兜售西方民主制度的目的是消解对手的领导力乃至颠覆其政权，扶持国内资本势力和地方势力，最后形成寡头政治和国家分裂。中俄都有辉煌的历史文化，西方民主观念难以在两国社会生根，两国百姓更看重强政府而不是弱政府，政府更看重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人权利。中俄都在努力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两国经济改革从注重吸引资本走向利用和约束资本。中俄都注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强化政府治国理政能力。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普京彻底放弃了叶利钦的全盘西化战略，建立了具有“中央集权、国家主义、主权民主、民族精神、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特点的发展模式。中俄的发展模式符合本国国情，却不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美国将中俄采取的政权巩固、经济调控、信息管控、国防建设等措施视为对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挑战。美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中俄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中俄发展模式适合本国国情，并对其他国家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将极大地削弱美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美国模式时，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能力将遭到沉重打击，其在国际上遏制中俄的行动难获广泛响应。

从当前趋势看，美国霸权的衰落过程持续加快，但是就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而言，美国仍是世界超级大国。中国成为次强势方后，美国全面加大对华战略遏制。然而，在中美经济高度融合情况下，这种政策必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因此，中美博弈将呈现摩擦增多，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特点。俄罗斯主张多极世界，把中国当作改造世界秩序的“战略盟友”，将对华战略合作视为两大文明合作。俄罗斯始终保持政策独立性，重点在其最具优势的安全领域发挥世界性影响，通过介入叙利亚、伊朗等问题打乱了美国的中东安全布局。

在世界新秩序形成过程中，美国将在经济领域遭遇中国的强大冲击，在安全领域遭遇俄罗斯的强大冲击。中国力图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一带一路”）换时间。中俄深化战略协作将有效弥补双方在经济和安全能力的短板。中俄与美国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将是长期过程。即使未来美国沦为次强势方，只要其与最强势方的实力没有拉开足够距离，仍将为夺取世界霸权与最强势方进行激烈博弈，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因此将长期存在。

（二）中俄开展“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

美国在经济上压不垮中国，在安全上压不垮俄罗斯，因此重点以安全手段打击中国经济，以经济手段打击俄罗斯安全。中国的国际经济扩张能力较强，而国际安全保护能力较弱。美国通过经济手段难以阻挡中国提升本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一带一路”建设，其与中国经济“脱钩”政策因给其他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而难以得到广泛支持。如果西方国家对华提供技术、资金、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对华提供资源、市场或充当中国商品绕过美国对华高关税壁垒的中转站，美国对华打压政策必遭失败。因此，美国必须迫使大多数国家跟随其与中国经济“脱钩”，为此必然加强政治施压和安全威胁。一方面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利用国际话语权抹黑中国；另一方面在中国及其重要合作伙伴国挑起事端，迫使多国在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还是确保政权安全之间进行选择。中国如不迅速加强安全能力，就可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陷入孤立，进而加剧国内经济压力，引发社会问题，为美国破坏政治安全提供可乘之机。

俄罗斯的国际安全能力较强，而经济保障能力较弱。美国曾试图通过策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颜色革命”以及颠覆叙利亚等国政权打击俄罗斯国际安全能力，但遭到俄罗斯强力回击，反而强化了俄罗斯的国际安全地位与作用。于是，美国大力攻击俄罗斯经济，联合西方对俄实施制裁，重点打击金融、军工、能源三大命脉产业，导致俄罗斯企业处境艰难、国家财政雪上加霜，进而使其国际安全保障能力受限、社会问题加剧。这为美国破坏俄罗斯政治安全提供了可乘之机。

中俄对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视差异较大。中国更重视对俄加强经济合作，而俄罗斯更重视对华加强安全合作。在区域层面，中国更重视经济一体化，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俄罗斯更注重政治与安全一体化，推出了“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事实上，中俄仅仅加强经济合作或安全合作都难以同时发挥双方优势，因为其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弱项合作。只有“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才能使双方优势互补。没有中国经济力量的支持，俄罗斯难以长期保持强大的安全能力。没有俄罗斯安全力量的支持，中国在“一带一路”很多支点国家的经济利益就会由于出现“颜色革命”乃至战争而蒙受损失。随着美国加大战略遏制压力，中国日益重视加强对俄安全合作。俄罗斯认识到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会影响国家安全利益，更加重视对华经济合作。

中俄开展“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可能成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即中俄通过战略和规划对接以及大项目合作在经济上形成公平、平等、互利、均衡、具有较大规模和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同时设定安全合作共同目标，开展深度安全合作，以深化经济合作保障两国国际安全能力，以深化安全合作保障两国经济合作特别是两国共同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项目不受敌对势力破坏，从而使两国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最终形成经济与安全共同体。中俄将联手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多边合作新组织、新机制，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全球军控体系稳定，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深化在太空、网络、北极等战略新疆界的安全合作，以大规划、大项目、大企业为支点深化关键性经贸、科技领域合作，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安全观”“大欧亚伙伴关系”等双方提出的重大国际倡议和理念上相互支持。

（三）中俄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

美国极力挑起阵营对抗，大搞逆全球化，但难以成功。主要原因：一是中美经济和社会联系极为紧密，两国大量企业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美国企业离不开中国的产业配套和销售市场。中俄美博弈的关键在于谁能更广泛团结最具资源的国家，谁能提出更符合历史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世界经济与安全治理方案。

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推行新型经济全球化，其不同于美式经济全球化的特点是：遵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而不是本国利益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更合理地分配生产要素，而不是谋求本国垄断性操控；尊重别国经济主权，强调国家平等合作以及战略、政策和规划对接，而不是践踏他国主权，以强凌弱，通过推行经济自由化对别国经济巧取豪夺；追求世界经济体系均衡与稳定，而不是制造和利用危机谋取暴利。因此，新型经济全球化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俄罗斯认同“丝路精神”，愿意与中国共同推进新型经济全球化。美国逆全球化和割裂世界市场、挑起阵营对抗的倒行逆施将难获响应。

二是中国不谋求与美国争霸，不逼迫其他国家选边站。中俄削弱美国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重要路径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远超其经济指标，在某些方面甚至强于中国，足以与中美相提并论。而且，俄罗斯定位为独立的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实现独立的外交政策，坚持与中美平起平坐，这也是它能够作为一极的重要因素”。俄罗斯不会依附于中美任何一方。莫斯科卡内基中心高级研究员加布耶夫指出：“俄罗斯理想中的国际社会架构是多极世界。俄罗斯也不想与美中为伍，共管世界。出现两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与‘美国一强独大’的局面不同。美中不会协调一致，敦促各国改变体制、制定全球规则。在美中开展竞争的领域，俄罗斯、日本、德国这些‘二线选手’仍有发挥影响力的余地。多亏了美中的竞争关系，俄罗斯才得以同其他主要国家坐在一张桌子上参与决策。”中俄早在1997年便提出“双方将本着伙伴关系的精神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中俄所主张的多极世界不是多霸世界，而是在国际关系民主化基础上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将发挥更大作用。中俄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有利于欧洲提高国际地位和获取发展新机遇，有助于加强中俄与欧洲的合作。因此，美欧分歧将随着美国对中俄施压力度加大而同步加大。

（四）中俄主导欧亚大陆秩序改造

欧亚大陆是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地理板块。谁能控制欧亚大陆，谁就能主宰世界。所以，欧亚大陆成为中俄美大三角博弈最激烈的地区。朝核危机、伊核危机、乌克兰危机、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绝大多数国际安全热点均发生在欧亚大陆，并与美国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直接相关。美国需要利用这些热点问题强化盟国体系，迟滞欧亚大陆一体化进程，从东西双向对中俄进行战略挤压。然而，美国在霸权衰落情况下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力持续下降。以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为代表的世界力量中心正在欧亚大陆崛起。美欧关系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加大而受到削弱，欧洲独立外交和独立防务趋势日益明显。美国极力拉印度加入印太战略，但是印度历来重视政策独立，并且作为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秩序改造与中国有很多相通或相似主张，不会轻易充当美国的战略工具。洞朗对峙使中印都看到对方不愿动武的意图，并因此加强了分歧管控机制。印度加入上合为中印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中俄都不谋求称霸欧亚大陆，而是致力于与欧亚大陆国家和平共处，携手推动域内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欧亚大陆大国间战略默契程度将越来越高，美国通过挑拨大国关系在欧亚大陆对中俄进行战略遏制将愈发困难，并可能在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过程中被边缘化。

中亚、蒙古和朝鲜半岛是中俄的共同周边。中俄经营好“共同周边”可使两国战略影响力产生叠加效应，形成抗衡美国的地缘战略依托。以2015年《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为标志，中俄形成了经营“共同周边”的战略默契，即尊重域内国家主权，携手维护域内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对域内外国家合作持开放态度。两国对“共同周边”的政策将更加协调一致。

上合组织系中俄改造欧亚大陆秩序的核心平台。中俄致力于提升上合组织在区域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形成共同价值理念、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公平公正的合作规则体系，并将其推广到欧亚大陆更多地区。

对于欧亚大陆治理体系建设，中俄各有规划和重点。俄罗斯提议与中国共同发起一个“安全与经济（政治）一体化合作”的国际倡议，这就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所提出的“欧亚全面伙伴关系”。俄罗斯希望通过“欧亚全面伙伴关系”与中国共同推动欧亚地缘板块崛起、改造欧亚大陆秩序。“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实施有利于欧亚大陆一体化和推动中俄与欧亚大陆国家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2017年）将“欧亚全面伙伴关系”替换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但这不符合俄方初衷。俄罗斯之所以接受“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提法，是因为希望其最终发展为“欧亚全面伙伴关系”。中俄在欧亚大陆的“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迟早会将向“欧亚全面伙伴关系”方向回归。

（五）中国战略文化将终结中美俄大三角关系

多极化世界不是多霸世界，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只有世界力量中心谋求“统”而不“霸”，人类社会才能免于战祸和实现共同发展。为此，需要一种有别于西方价值体系的新的主导性共同价值体系。西方价值体系具有排他性，试图实现所谓的“文明的终结”，这不符合多极化世界的需要。中国早在秦朝便实现了“大一统”，具备长期治理天下的经验，在历史长河中展现出来的并非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讲求和谐均衡而非利益最大化；中华文化是儒释道有机结合，儒家讲求秩序、佛家讲求因果、道家讲求规律，三者和谐共生，并且能够与其他宗教包容共生。因此，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价值体系能够摆脱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其所滋养的中国战略文化相对于美国战略文化具有不武不霸、包容开放、同舟共济三大特点。

不武不霸系指不恃强凌弱，而以“止戈为武”为目的发展军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纠纷；美国则崇尚实力主义和丛林法则，为推行新殖民主义惯用武力威慑和战争手段。包容开放系指不搞集团政治和盟国体系，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而美国推行“价值观外交”，意在输出西方民主。同舟共济的思想集中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强调世界历史由各文明共同缔造，世界是全人类共同家园，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而美国则强调“美国优先”“绝对安全”，粗鲁地削减联合国会费，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在中华价值体系和战略文化影响下，中国提出了针对美国（西方）价值体系的世界秩序改造思路:安全上由绝对安全模式变为互保模式，集中体现为“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经济上由垄断模式变为互利模式，集中体现为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并尊崇合作和平、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文化上由冲突模式变为“尊重文明多样性”的互鉴（互容）模式。中华价值体系和战略文化将随着中国国力增长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产生更大影响，进而终结大三角关系。对此，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最强势方与最弱势方将继续保持战略默契与深度合作。当前，中国对美国采取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温和政策，但冲击美国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意图和力量迅速增加，有望在中长期内成为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的最强势方。当年美苏都谋求世界性垄断利益，无论谁为最强势方，都试图将最弱势方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这是中国选择与次强势方联合的主因。中国追求的是互利共赢，尊重俄罗斯作为多极世界一极的作用。中俄关系具有内生动力和“结伴而不结盟”性质。两国经过长期战略协作，将达到经济上高度融合、安全上高度互信、政治上高度契合。按照最弱势方决定大三角关系力量对比的历史规律，中俄深度战略合作必然加快美国衰落。最强势方和次强势方、最弱势方关系都好于次强势方与最弱势方关系的情况曾在80年代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出现，并使最强势方最终战胜次强势方。虽然基辛格发现了这一规律，却无法改变中美关系和俄美关系走向，因此也就无法改变美国落败的命运。

二是中国作为未来最强势方的目标是颠覆次强势方美国的世界秩序主导权，而不是彻底消除其大国发展潜力。中国不谋求世界霸权和世界秩序垄断利益，尊重美国合理的国家利益与战略诉求。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将随着中国战略地位提升而减弱。美国失去世界经济秩序垄断权后，需长时间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其国力将加速度衰落。中国在美国战略遏制能力不断弱化情况下，国力将加速度上升。当中国国力达到迫使美国彻底放弃世界秩序垄断权诉求时，美国将转而谋求与中俄进行互利共赢合作，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结构性矛盾将随之逐渐弱化乃至消失，大三角关系的零和博弈性质将让位于互利合作性质，进而被大三边关系而不是某种新大三角关系所取代。此后，世界秩序将呈现出全新面貌，世界将朝着“天下大治”方向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