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的演变及其历史命运

来源：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作者： 张文木教授（航空航天大学）

　　［摘要］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早期共济会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进步社团组织，它与启蒙主义者一道支持世俗国家、反对天主教的教会独裁，为欧洲历史进步做出过巨大牺牲。在打倒了天主教廷并建立起至上王权后，共济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与世俗国家分道扬镳。

通过控制国际金融资本，共济会对多数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在美国，不少总统在共济会中担任高职，并受到华尔街国际资本及其支持的共济会组织控制；在苏联后期，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共济会操纵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应高度重视共济会问题，避免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颠覆性威胁。

［关键词］共济会 世俗国家 国际金融资本

　　近些年，关于共济会的研究多了起来。讨论的问题概括起来大体涉及：共济会是一个什么组织，它在历史上及当前的作用是什么，它与国际金融资本是怎样的关系，它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影响如何，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组织等。

笔者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早期共济会是顺应历史的进步组织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共济会”词条的解释是，共济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

　　共济会带有许多宗教色彩，要求会员必须信仰上帝和神，只有宗教教徒才可以加入共济会。学者高鹏程研究认为，基督新教构成了共济会会员的主要来源，共济会是基督新教教徒们的世俗化联合组织，是“联合起来的人的中心”，是在碎片化的基督新教组织上矗立起来的、统一的精英化世俗兄弟会组织。

　　何新先生是中国关于共济会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的研究结论通透了许多历史乱象。据何新研究：“古代共济会起源于古代迦南的犹太石工社团。后来随着犹太人在欧洲的迁徙，这一秘密组织传布于世界，成为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互相支持、保护、联络的‘兄弟会’。”

　　早期共济会是一个“顺应历史”的进步社团组织，它与启蒙主义者一道支持世俗国家、反对天主教的教会独裁。在反教廷进步目标的召唤下，吸引了许多曾为人类历史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知识分子，比如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牛顿、爱因斯坦等，推动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及（光明）启蒙运动。

　　1717年，近代共济会第一个联合组织“共济总会”（Grand Lodge）在英格兰成立。1723年，《共济会宪章》（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reeMasons）公开出版。18世纪30年代起，共济会开始迅速扩大，并在整个欧洲建立了许多新的分会。与基督教的出现引起罗马统治者的恐慌一样，共济会的出现也引起天主教教会的震怒。1738年4月28日，克莱蒙十二世（Clement XII）在罗马颁布反共济会法令，由宗教裁判所审判官彼特·洛莫拉提乌斯（Peter Romolatius）发表。它的全名是《谴责共济会，依据事实处以绝罚，除非死亡其赦免权只保留给教皇》。在该法令中，共济会成员被描写成一伙“像贼一样破门入户，像狐狸一样试图把葡萄园连根拔除”的人。法令发布后，对共济会成员大规模的无端迫害由此开始。共济会与天主教结下的深仇大恨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

　　加拿大学者约翰·劳伦斯·雷诺兹在《阴影中的人——历史上著名的秘密团体》一书中认为：300年来，天主教会事实上是把共济会与惊跑中的魔鬼撒旦相提并论的。19世纪末期，利奥十三把共济会支部描述为“那些密谋团体挖掘的痛苦的无底深渊，这里有异端邪说和不同教派，可以这样说，就像在一个厕所里，他们把胃内所容的悖理逆天和亵渎上帝的污浊全部呕吐出来”。很明显，利奥对基督教仁慈的看法还是有他的限度的。18世纪的语言刻薄并没有因为20世纪的启蒙思想有所冲淡，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天主教仇视上。2002年11月，坎特伯雷大主教娄恩·威廉姆斯谴责共济会与基督教水火不容，就是由于其隐秘性，以及“可能来自撒旦激励的”信仰。

　　共济会在近代起步阶段所受到的宗教迫害与布鲁诺等受到迫害一样，反证出当时的共济会为欧洲历史进步曾做出的巨大牺牲。对此，我们后人应予以尊重。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当时有那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杰出人士都自觉加入其中并前赴后继地献身于共济会组织的历史事实。共济会会员起草了法国《人权宣言》、美国《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共济会发动了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据说当时签署《独立宣言》的56位美国开国元老中，有53人效忠共济会。“不仅华盛顿、门罗、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等‘国父’级的人物都是共济会会员，而且像罗斯福、杜鲁门等后任总统也都是共济会会员；在美国军队中，美军第一任总司令华盛顿手下有33名共济会将领”。

　　“蓝色会所”（Blue Lodge）是共济会的基层组织，更是共济会渗入国家政治的最前端触须。它具有干细胞自我复制的特点，“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独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政治社团‘自由之子’（Sons of Liberty），以及法国大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雅各宾派俱乐部’（Jacobin Clubs），都是从蓝色会所转化而来。”《光明会：阴谋论的前世今生》一书的作者林赛·波特就18世纪的欧洲革命说：“共济会要对革命负责”。毋庸讳言，共济会在推倒天主教廷、扶持世俗王权、推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建立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二、共济会从进步转变为反动

　　用新的宗教崇拜整个地取替天主教崇拜，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崛起的重要策略。在打倒了天主教廷并建立起至上王权后，共济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并与世俗国家分道扬镳。对于共济会来说，它只不过是要利用世俗世界（反之亦然）的力量完成打倒天主教廷的任务，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取代天主教，使自己成为世俗世界的无冕之王。由此，它仿效当年罗马教廷的做法，在世俗世界（它不仅在各国政权间而且还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大搞均势策略，其目的是将众多的世俗国家在这种均势中消耗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与罗马教廷里外呼应，英国既是近代共济会势力的策源地和重心，也是欧洲大陆均势外交的大本营。英国用均势战略实现了全球扩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词条说，“共济会的传播是由英帝国的向外扩张引起的”。共济会“借船出海”，随英国扩张而散布到全世界，并在世俗国家的羽翼下推进其反国家的世界战略。

　　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罗兹会所”。罗兹在加入共济会的当天便对共济会没有鲜明政治目标、不直接介入国家政治的传统工作方式提出批评，他这样写道：“今天，我加入了共济会成为其成员，我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他们所拥有的影响力。在庆典上，我曾想到并怀有这样的疑问，这么庞大和由男人组成的一个组织，竟然让他们自己从事具有如此讽刺的、极度荒谬的仪式，完全没有任何对象和终极目标。”为此，他决意为共济会引入更大的政治抱负和更加明确的政治方向。他明确提出，“要成立具有终极目标的秘密社团”，这就是：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民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

　　这里，共济会的目标并不是为大英帝国，而是利用大英帝国的扩张将自己的“统治扩展至全世界”，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何新也认为：“共济会的真正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由北美及西欧的财富和权力的世袭精英集团控制下的世界政府，进而建立一种从属于西方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一句话，共济会与当年的天主教廷一样，其意不在“城池”而在“天下”。但这个“天下”并不是马克思说的劳动者向往的“共产主义”天下，而是西方白色人种中的剥削阶级精英、金融寡头控制的天下。

　　在这方面，何新先生有开拓性的贡献，卢麒元先生在《何新发现了什么》的博客文章中对共济会的总结也非常到位，他写道：

　　共济会的确是一种超越了常规国家治理模式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该组织以间接而隐蔽的方式，试图实现对地球资源的重新分配。他们的目的是牢牢掌握地球资源的分配权，从而确保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方法就是通过对金融资本的垄断，掌握全球商品的定价权，从而对有限的地球资源进行全面控制。共济会的“统治”方法基本上是虚拟的，不涉及土地和人口，甚至不直接涉及产权，“统治”的要点在于资本垄断。

　　资本无祖国，但是，资本家是有祖国的。当有祖国的资本家，操纵无祖国的资本的时候，他们需要具备跨越国界的能力。这种跨越国界的能力，需要强大的国际组织方能建立。共济会正好就是这种能够跨越国界的非政府国际组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济会非政府的特色，为他们提供了最佳的保护色，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共济会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们找到了跨越国界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借助于资本的中性特征，实现资本持有者对时间和空间的跨越。资本家比无产阶级更现实。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家们也联合起来了。共济会就是资本家的“共产国际”。历史地看，共济会比共产国际更有效率。经过两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他们已经完成对全球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整合，并且形成了对美元及其衍生资本的绝对控制。通过控制国际金融资本，他们逐渐延展其影响力，以至于可以对多数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后，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金融殖民正在加速。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美元金融资本的日不落帝国。

　　共济会的“统治”模式，或许是后帝国主义时期的新型的帝国主义模式。

　　至此，共济会已从早期的进步组织彻底堕落为国际资本集团的工具。目前人们所说的（也是我们后面将讨论的）共济会已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共济会，而不是早期劳动者自发组织起来反天主教迫害的那个共济会。

　　理解了上述要点，也就理解了共济会为什么跳出国家民族间的斗争而支持和参与一切国家斗争。比如，在扶持英国皇室的同时也资助和扶持脱离英国的北美独立战争，其目的并不在于建立新国家，而在于可以不断利用并随时废弃国家主权外壳，以达到全球统治的目的。共济会并不是为国家而战，而是为消灭国家而战。共济会主张“国家消亡”，但与马克思主义建立劳动者统治世界的目标根本不同，共济会要建立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统治下的世界。共济会不需要国家，当然更不需要无产阶级的国家。

　　同时，在利用共济会推翻旧政权或建立资产阶级新国家后，作为民族国家的一方，也开始与共济会分道扬镳。在英国，让共济会始料不及的是，“光荣革命”成功后，英国却转变为以本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样，曾经与英国资产阶级共同奋斗的新教中便出现日益激烈的反对新教从属于国家政权的“清教”运动，这一运动及其教派受到英国王室的严厉镇压和驱逐，这些人到北美后便造成北美脱离英国的独立运动并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这反过来又使英国王室在美国独立事件中已经意识到共济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并亲自出手控制共济会。1805年，拿破仑政变成功，次年他便邀请法国知名犹太人召开会议，以确保这些曾在推翻旧政权的大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犹太人对法国新政权的忠诚。拿破仑借用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将这次会议命名为“伟大的公会”（The Great Sanhedrin）。法国大革命前后，共济会传入俄国并得到多位皇帝的支持。彼得大帝本人即是共济会会员。亚历山大一世前期，共济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12年，俄国击败法国拿破仑后在维也纳会议上取得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此后，亚历山大一世开始对共济会加以防范。182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敕令禁止共济会；1826年，尼古拉一世重申此禁令。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共济会在欧洲受到当年的同盟者即民族国家的反复打压，其活动没有多大的起色。

　　这里需要回答的是，这仅仅是权力之争吗？

　　答案是，这不是简单的权力之争，而是进步的权力与反动的权力之争。与中世纪不同，近现代史中的共济会不幸堕入反动的权力一边。这是因为支持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大工业和国家不动产，而站在共济会后面的影子权力是历史上对人类生产活动破坏性最大的金融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深刻地揭示了金融资本堕落的“高利贷”本质：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货币贮藏只有在高利贷中才是现实的，才会实现它的梦想。货币贮藏者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但是通过利息，他把这种贮藏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他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虽然对他来说这种生产条件名义上仍然是别人的财产。高利贷好像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像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一样。商品形式越没有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

　　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

　　受到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破坏的不仅有欧洲，在中国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普遍泛滥也造成“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的局面。当时导演这场悲剧的不是各国诸侯，而是隐藏在各邦诸侯后面的吕不韦之类的古代“华尔街势力”。管子看明白了问题所在，他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中一国而二君也。”为了消除这种“一国而二君”的政治困局，秦王嬴政向吕不韦痛下杀手，随后果断采取统一国家货币政策，其目的就是杜绝吕不韦金融势力复辟的任何可能。由于较早地经历了商业资本一家坐大造成的灾难，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节制商业资本的政策，“重农抑商”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并贯彻于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措施，这一政策使秦以后的中国有幸避免了欧洲式的破碎。

　　看到了历史，就知道现代共济会之所以受到人们诟病甚至打击，并不在于共济会本身，而在于隐藏在共济会后面的金融垄断集团——这也是共济会从进步转变为反动的原因。

　　三、美国的警示：共济会通过控制金融来控制国家权力

　　美国这个被扔在美洲荒野的“俄底浦斯”，很可能就是近代欧洲各国驱逐共济会政策的产儿，同时它也是共济会的真正作品及其最大的受害者。

　　一部美国史，就是共济会与资本的主客关系异化颠倒过程的缩影。美利坚合众国从生气勃勃地建立、到利用国际资本走向强大，再到今天异化为华尔街国际资本集团实现利润的工具，从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颓变为屈从于华尔街国际资本集团的半殖民地国家。

　　狡兔死，走狗烹。鉴于帮助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国家成功后反被抛弃的教训，共济会在帮助美利坚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一开始便注意牢牢控制国家权力以防“卸磨杀驴”的悲剧重演：他们推出美国共济会成员乔治·华盛顿为开国领袖并赋予他大长老教父的高位，此后“美国的总统基本上只有共济会成员才能担任。在这些总统中，不少人在共济会中担任高职。其中，至少有两位总统同时也是美国共济会的掌门人”。共济会从组织上对美国总统实行最严厉的（对不听命的总统不惜以暗杀手段）控制。这时资本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如马克思所说：“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隶。”

　　通过控制金融来控制世界是共济会的传统手法。在资本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这话转用于目前的美国，同样会发现，在金钱面前一切总统都要退位。何新说：“在美国历史上先后有7位总统在任上被暗杀。为什么？研究美国金融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夭逝的总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准备在货币改革上做文章或反对共济会的意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总统任期：1861～1865年）和约翰·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年，总统任期：1961～1963年）这两位总统均因为他们试图改革美国货币和金融体系，打破共济会对美国货币发行的垄断而被刺杀，改革政策在其死后随即终止。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年，总统任期：1913～1921年）迫于财政需要，接受共济会财阀的全部要求，在“联邦储备法案”上签字，由美联储取得美元发行权。威尔逊卸任后对此深感后悔，他说：

　　我一时失策，把美国推向了毁灭之路。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已被信用系统牢牢地控制着，这个信用系统高度地集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完全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国家失去了自由和主权，经济沉沦于受制于人的糟糕处境。政府不再有自由的意见，不再拥有司法定罪权，不再是那个多数选民选择的政府，而是由极少数拥有支配权的人操控之下（运作）的政府。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力，是如此地有组织、如此地悄然无形、如此地无孔不入、如此地连锁在一起、如此地彻底和全面，以至于没人敢公开谴责这种权力。

　　何新认为：“威尔逊所抨击的这个无所不能的秘密权力就是共济会。”

　　事实上不仅是威尔逊，即使到现在，卸任后民族良心自责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年，总统任期：1953～1957年；1957～1961年）在卸任的最后时刻“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告诫美国人：

　　截至最近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是没有军火工业的。美国的犁头制造商在需要时可以立刻改制刀剑。但现在我们不能再临阵磨枪，拿国防当儿戏了。我们已被迫建立大规模的永久性军火工业，350万男人和女人直接列入了防务编制，每年花费在军事防御上的钱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净收入。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一个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荣。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美国已“大权旁落”于“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不是别的，它正是牢牢控制着美国政府的有华尔街巨大财阀支持的共济会。

　　20多年后，美国人对这种“军工复合体”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此时，“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已入暮年，他对自己曾经提出的“遏制”战略后悔不迭，在一次讲演中说出了与威尔逊、艾森豪威尔同样的话：

　　这种军事化不仅对我们的外交政策，而且对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有严重影响。它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这一点我和许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我们每年都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并出口武器装备，保持庞大的武装力量和设施。这么搞的结果对我国的经济生产实力不会有好处，只不过使我们每年都不能把成百亿美元用作生产投资。这些年来，我们已被迫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情况。这个习惯已经达到我曾大胆称之为真正民族乖僻的程度。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出现严重后遗症的情况下把它甩掉。除了数以百万计的穿军服的人以外，还有成百万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中谋得生计。数以千计的企业靠军工维持，更不用说那些工会和社区了。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并且我们如今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这里，凯南所说的在美国已经尾大不掉并使美国人“依赖程度已经很深”的“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威尔逊说的“这个国家的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力”，都是指共济会或操纵共济会的金融财阀。

　　但这对美国来说还不是最恶劣的。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美国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为此，华尔街在战后仍需要战争以支撑其收入赢利。那么，为了战争，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时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节制国力的观点，则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战”或“越战”撤出的总统或暗杀（比如肯尼迪）或缩短其任期。

　　目前的美国连同它的政府已成为华尔街赚钱的工具。接受它资助的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那就必须走人。

　　尼克松是成功将美国脱离越战沼泽并与中国修好的总统，但达到此目标的代价是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样，原来保证美元坚挺的至少是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现在则让美元脱离民族劳动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只要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美元就会保持坚挺，而美元坚挺就是华尔街坚挺。

　　学者梁亚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石油美元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他说：

　　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

　　由此就不难理解，尼克松为何在上任的第二年便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战争造成国际油价暴涨，由于当时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上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

　　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OPEC）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美元从黄金本位进入石油本位时代。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要靠劳动产品，而石油美元则要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战争，这一方面在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为华尔街在军工利润外增加了另一条支柱，即能源收入。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保证华尔街控制美利坚民族的力量。自此，华尔街就成了与美利坚民族利益相排异、并令“很多工商业人士都畏惧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力”集团，这个集团现在看来就是从欧洲转移过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转变为依附于美利坚民族身上且尾大不掉的寄生力量。此后，美国外交基本就是围绕中东的石油进行外交。其工作的重点是石油的价值而不在于石油的使用价值；并不是为了夺取石油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美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打击，以对石油使用价值的垄断和军事打击来强行保证国际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实体生产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的“美元”生产国。

　　以大量美国人民生命为代价维持的石油美元，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并没有回流到美国人民那里，而是流到了华尔街；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也就是共济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美国，其性质已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异化为一个受到华尔街国际资本及其支持的共济会组织控制的“半独立”国家，美国及美利坚民族只不过是增加华尔街力量的工具。

　　美国已拜倒在垄断资本的脚下并将自己异化为半独立的国家，其突出表现是金融管理权力的丧失。我们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体系。但它却不是国家银行，而是私人银行家和大企业集团的组织，是纯粹的私人金融组织，不受政府控制。美联储所有的高层都是这些集团的首脑，然后美国政府从这些首脑中“任命”主席。我们所说的美元，每一张都是出自美联储之手，而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只有发行国债的权利。美元的流通是由于美国政府向美联储“贷款”所有的美元，让它作为货币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流通，而以美国国债作为抵押。美国人民每年交纳数量最多的税是个人所得税，但这些钱没有流进政府并作为财政预算，而是直接进入美联储的账户，作为美国政府“贷款”美元使用的利息。1933年5月23日，时任美国国会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长达10年、并最终于1936年10月3日因质疑美联储而被暗杀的法顿（Louis T.Mc.Fadden）议员抨击美联储说：

　　有些人认为美联储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部门，其实它是一家私有的垄断公司。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国外客户、国内和国际投机者和骗子、富裕和贪婪的高利贷者的好处，一直掠夺美国人民。

　　进入21世纪后，美国这种半独立状态并未因其“民主制度”而有所改善。200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2008年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抱怨说：“影响美国人的决定并不是由美国人自己做出的，甚至也不是由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做出的。”

　　理解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本质，就理解了美国为什么不顾国力许可于2001年挥师阿富汗、两年后又直捣伊拉克巴格达的动因；也就理解了美国从阿富汗败退的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危机；由此就不会怀疑，如果美国战略东移不能击垮中国，美国不仅不会继续向本土收缩，反而还会重返中东。尽管美国已十分疲惫，但这与华尔街无关，为了美元的坚挺——其前提是保证世界石油以美元购买，美国必须军事控制中东富油区。曾为华尔街中东政策立下汗马功劳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2011年卸任时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似有所指地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他建议总统再次向亚洲、中东或者非洲地区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这里人们会问：难道盖茨上台时脑子就不正常，下台时反而正常了吗？其实与威尔逊、艾森豪威尔等一样，盖茨在台上时是为华尔街办事，下台后则为美利坚民族说点良心话。

　　有人会问：难道以华尔街为后盾的共济会会牺牲美国？对此，即使资产阶级学者也能看得明白。美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太平洋战争期间任罗斯福总统并兼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说：“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这并不奇怪，如前所述，共济会的目的是使世界在资本权杖下实现超越民族国家的统一。共济会曾支持和参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冲突，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让国家最终屈服于国际资本并利用资本消灭民族国家。这时，一个个国家主权只是它向其统治全球目标前进的、踩后就弃的阶梯。如此就理解了为什么华尔街并不在意美国的原因。在将美利坚民族榨干之前，它早已准备好新的国家附着体。

　　与20世纪初中国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最先认识到国家危机并产生革命觉悟的经历类似，今天美国知识分子也最先认识到国家危机并率先发起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中国五四运动中民众声讨的对象是北洋政府不同，今天美国人民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国政府而是操纵美国命脉的金融垄断资本财团，这一现象所含的喻意及对未来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四、共济会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共济会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如果我们不能重视共济会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颠覆性威胁，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就是前车之鉴。据俄罗斯历史学家O.A.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中披露，20世纪80年代，正当苏联与美国竞争已取得相当优势、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济会领导层即将苏联列为主攻目标。他们认为，在建立共济会领导的全球秩序道路上苏联是主要阻力，必须摧毁，况且苏联国土上还有相当庞大资源可资掠夺。为此，美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加速了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1945～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该书还披露：“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发生于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А.Н.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而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意欲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早在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演讲时，对此曾有暗示：

　　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受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中披露了共济会对苏联渗透的历史背景。指出，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的，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首期措施。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国家管理制度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嬗变。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同僚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如果说以前政治局中还有所谓的保守势力，那么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正在大规模建立组织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主要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当晚，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一切似乎是事先彩排好的，西方为苏联解体安排了一个宗教节日——这一天正好是圣诞节。

　　基辛格对此深感庆幸，他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共产主义一度要席卷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风水轮流转，共产主义开始自我毁灭。不到十年，东欧附庸卫星国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都吐了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地四分五裂。

　　苏联曾在与西方竞争中赢得了相当的优势，想不到却瞬间败在意识形态建设失误上。这在当前美国对华遏制圈日益收紧、反华声浪日起的形势下，确实是中国需要认真总结并及时制定防御措施的前车之鉴。

　　19世纪初，为了消除政教二元冲突，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在200多年过去的今天，神还在地上行进，但它——至少在美国——已不是国家也不是罗马教廷，而是国际资本及依附其身的半神半人的共济会。在这里，共济会只是国际资本的婢女。

　　因此，重视共济会问题，更要重视的是共济会现象后面的更大力量，这就是国际金融资本。造成二战后南北差距扩大及包括政治生态在内的各种生态灾难的原因并不是共济会的存在，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存在。由此而论，当前世界政治矛盾的焦点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仍是国际资本。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而只是与这些资本依附的各种形式做斗争，那我们打倒了共济会之后，还会有其他更多的组织形式蜂拥而上以至无穷。

　　资本曾帮助世俗国家打败了罗马教廷和封建王权，它被欧洲驱逐后又在美国登陆，打败并掌握了这个国家。昨天的美国是共济会成功运作的结果，而共济会却成了今天美国失败的原因。可以说，美国是欧洲极不情愿“交给”共济会经营的——大概也是唯一的——试验地。自“二战”后才半个世纪，美国就被它折腾成如此模样，让人对资本主义更加不抱信心。在金钱面前，美国正从世界舞台上开始退位；同样的道理，在利润面前，如不斗争，这个世界连同全人类都会在国际资本面前——不管它采取古代“吕不韦”还是现代“华尔街”的形式——无足轻重并黯然失色。

　　毋庸讳言，进入21世纪的美国衰落使人们再次将公平问题提到世界历史的议程，世俗世界与资本世界的二元冲突将再次发生。在未来的历史中，这样的景观将在西方世界再现。当资本帮助世俗国家打倒天主教和封建王权后，它也就开始转入与世俗国家的斗争。当资本超越国家而形成一种国际联合后，民族国家就成了它们的阻力和要消灭的对象。但资本主义大工业“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国际资本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国家混战（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的这一结果，释放出的恰恰是与国际资本尖锐对立的、越来越多和日益团结的、主张公平的社会主义国际力量。

　　那么，未来西方的前途如何呢？那要看世界还存有多少正能量。1913年，列宁曾预判“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到20世纪末，这个预判已成现实。那么，在人类历史又进入新千年的今天，这个判断是否会出现逆转呢？这不能仅看GDP总量的变化，而要看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和中心国家的政治结构。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后的亚洲地缘政治，仍能保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对称型板块结构，中国仍能保持“一个中心为‘忠’”，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结构，而西方若再次陷入“两个中心为患”即政教（这在中世纪表现为政权与教权，在今天则表现为政权与金权的）二元对立的政治结构，那马克思的预判就是一个不可逆的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胆预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作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