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关系和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下））

十一、关键是国内的改革、稳定与发展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国内的方方面面，这里仅谈八点。
第一，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键。应对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党大国，首先和迫切需要一个十分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造就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并保持其连续性。废除终身制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他还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从根本上说，历史当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和英雄仅是人民群众的突出代表，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领袖和英雄的特有作用。邓小平曾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和党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战略意义。随着党的二十大临近，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在党内及社会上讲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从上到下实行的党政干部任期制取得了重大成就并继续坚持。但也必须明白，西方“三权分立”的选举政治中的任期制根本上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控整个经济社会运营的资本家不仅是终身制而且是嫡传制。这就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一些政治职位虽然有任期限制，但社会财富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政治权力本质上都是由终身并且嫡传的垄断大资本操纵，他们通过金钱操纵选举和政客，通过基金会、共济会等公开和秘密社团组织控制政客、介入具体政治过程，而且前台“运营”掌管行政、立法、司法权的基本上也都是富豪出身。美国联邦法院9个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这是维护垄断大资本利益最后一道比较牢固的防线。这些年来，由于错误舆论的引导，人们往往认为，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其典型特征就是终身制；而任期制才是代表人类文明的灯塔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精华。请大家一定注意，美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通过“两个终身”而确保的：一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终身制且嫡传世袭的资本家掌控着经济社会运营所有前台，二是大法官终身制。这“两个终身制”就确保资本同时牢牢统治着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而实行任期制的行政和立法，实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障眼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年轻、最进步、最文明的并正在艰难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关乎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营体制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出以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需要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改革开放后，一些部门和一些行业的领导人秉持不正确的政绩观，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打着为民办好事、实事的旗号，实则是为了创显自己认为进一步升迁所必需的所谓政绩，大搞“污染环境”“杀鸡取卵”“借贷高额债务”那一套，不惜牺牲人民群众的长远、全局和集体利益，这与干部任期制亦有一定关系。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来讲，真正领袖人物的诞生往往经过艰难曲折，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换来。全党要更加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和党中央的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并能在今后一些年内，依靠全党培养和造就出新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绝不能让西方所谓任期制束缚我们的手脚。这是今后一些年内的至要之策。
与此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把培养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列入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我党我国应对美国影响力下降将是一个长时期的战略任务。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长期反复艰难困苦的斗争，真正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
第二，高度重视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多次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结论是我们党经过多次血的教训得出的科学理论和成功经验的结晶。习近平多次强调要顶层思维、顶层设计，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重大继承和发展。理论是可以射向360度方向的原点。若理论这一原点错了，其他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都是射线，最终都要出大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错误的理论，必然会有错误的行动；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错误的理论与行动，常常是一仗打下来就能很快得到检验并加以纠正，而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往往需要更长的年月甚至党和国家付出重大损失直至灾难才能得到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习近平特别强调理论强党，强调要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最高层次、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艰巨的思想政治任务。为此，建议适时成立统筹全国理论研究相关机构，一方面，其成员可适当吸收退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为深厚和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的老同志组成。一是老同志退下来后有一定精力学习思考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二是能够直接接触基本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三是不在现职领导岗位，各种不必要的顾忌可能较少，往往能说实话实情；四是这些老同志党性强又富有政治经验，可以通过调查和思考，为中央提供更多的真实情况和相关对策建议。党的重大理论提法可经过理论委员会进一步论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培养、带领出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理论队伍，为党和国家提供思想理论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不仅要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而且要管到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即整个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这一相当长的整个历史时期。
第三，当前的关键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私营外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有益补充。经济是基础，要想真正确保国内改革、稳定与发展，说到底，就必须真正贯彻习近平再三强调的国家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当下来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和政府调动的基本都是公有制体制内的人力、物力、智力，特别彰显了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的独特优势，确保了全国各地的水、暖、电、气、网络、通讯、电视、公交、铁路、民航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全部稳定供应。假若没有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国遇灾难可依谁？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没有公有制，我们党就没有执政的经济基础和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或是蜕变成了名义上还叫共产党，本质上已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有人说“所有制中性”，这一理论传播很广。这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造成不少困惑。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眼下几年内涉及修不修改宪法，这本质上关乎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问题。如果把所有制看成中性，公有经济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一句空话，社会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就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中国大地就会逐渐演变出事实上的新的殖民地经济。现在，我国国有企业仅占GDP的30%，但却贡献了税收总额的60%。建议每年把国企500强与民企500强的产值与税收都全部公开。混改应是双向，在国内改革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不少地方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但步入经济全球化的深海，就必须是航空母舰集群，才能相互护卫。
以公有制为主体，首先就要理直气壮做优、做大、做强国有企业。2016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没有强壮的国有企业，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政权就没有先进的阶级基础，就没有广大的群众根基，就没有坚强的政治基础，就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柱，就会失去国家集团式创新这一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优势，广大民营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搏击就没有航空母舰的护卫。国有企业只有做优、做大、做强，真正成为国际经济的航母，我们的大批民营企业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市场上弄潮。我们要毫不犹豫、千方百计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民生领域最为重要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四个方面，绝不能产业化即市场化，同时，也绝不能把城市的水、暖、电、气、食盐等基本生活供应交给私人企业特别是外资管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城市的水、暖、电、气、食盐等基本生活供应领域都是全民中最为基本的公益事业，其中都有产业，私企和外资可以适度参与，但也决不能产业化。
城镇可以通过社区党和行政组织适时、适当发展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宪法》明确规定：“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会影响很多人就业。此时，在各个城镇，通过社区党和行政组织，国家给予贷款优惠支持，大家入股投资，大力发展城市集体合作经济，社区治理也好真正落到实处，食品安全才有可靠保障，体制内的监管队伍亦可缩减。
应大力支持中央组织部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农村没有集体经济，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政权就没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根基，粮食安全就没有坚强保障。在农村，应明确支持中央组织部通过农村党支部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大力推介烟台党的各级组织支持引导农村新合作集体经济组织的办法。土地确权，三权分置，经营权允许资本下乡甚至外资一承租几十年，这当然完全可以在近几年较大释放土地流转即土地市场化的红利，增加全国资本流动性，缓解当下几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农民也可以从转让经营权中暂时获得一些纸币，但这容易使农民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结果往往会坐吃山空，甚至是投资失败，会在大中城市周围形成无法返乡的庞大贫民窟。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依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要让“农村的人口”不向“城市盲目流动”。我们应坚决贯彻习近平多次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而实现这一战略，在我们中国唯有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
实践也已经证明，私有化不能救中国。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之后，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及其企业内部的管理上，放在对其他各种所有制的引导和支持上，而不应让一些人千方百计变换各种提法和手法去改变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制度本身。
笔者绝不是主张不发展公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经济。但公有制经济除了中央强调外，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往往都在强调“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招商引资工作。我们在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另外，建议果断中止城市化的提法，用城镇化这一提法来替代。这是解决交通拥挤等现代城市病甚至预防大的疫情流行和把习近平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的根本举措之一。
在所有制问题上，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必须反对“左”的一套做法，毫不动摇地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有的部门和地区却违背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要求，只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甚至放手让私人和外资资本大力发展，搞私有化。我们必须清楚，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各种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力同时都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关系框架内。这种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基础的总和，常常决定生活在这一生产关系框架内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直至政治态度。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大量员工，基本上都是新中国通过免费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精英人士。他们所获得的薪酬要远比我国国有企业员工多得多。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群体中不少人所持有的观念往往是“资本主义好得很，社会主义糟得很”。笔者获悉，就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上有的知名在华外资企业员工，就刻意播散丑化列宁、斯大林的所谓历史再现的纪录片，开展进行抹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系列教育”。我们常讲，“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他们中亦有人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们是吃美国的饭，不能砸美国的锅”。因此，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经济基础异常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中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础逐渐遭到剥蚀，政治上层建筑核心的共产党还能永不变质、永远执政吗？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没有失误呢？笔者认为，1989年之后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问题已积累多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积极稳妥地解决这一问题，令人欣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将为我们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又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第四，必须尽快与美国的国际互联网脱钩，建立我国自主主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互联网体系。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完全产业化即市场化，不能让市场配置在这一领域起决定性作用；若简单追求文化GDP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最终会被国内外资本牵着鼻子走。当然，文化领域中必然会有产业，我们也应大力鼓励和引导这些行业依法积极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本和先进技术。但是，这一领域也应同样必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而现在有的互联网等新媒体却被私人资本甚至外资控股，这一现象着实让人忧虑。必须坚决有计划地把互联网里的骨干企业包括搜索引擎和网络技术安全企业等混改为国有企业占主导。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主要在两条战线展开，一是医疗，二是互联网。这都是生死之战。另外，还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相关部门与组织已经并正在组织日夜编撰成千上万的文章或段子，通过美资为背景控制的平台以及多年精心打造的所谓公知，其中包括学术大家、艺术明星及“大V”等在我国社会中广泛传播。这些文章或段子直接间接侵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段子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经费，并会根据不同情况随时调整其战略和策略。对他们这些所谓“零碎”的游击战需要整体应对，不能仅是“网送来，网回应”，甚至是简单封堵。笔者建议：一是体制内必须介入，我们的“正规军”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系统，包括社会科学院、党史文献、教育等系统都应参与，并要统一规划。对重大理论与党史国史问题，我们都要认真及时地回应。对网上尖锐复杂的斗争，不能仅凭民间几个自愿者“自带干粮”去上阵。要大力支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民间人士发声，并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对政治上坚定、理论功底较为深厚、年富力强的，可考虑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二是现在仅把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所造谣言的辟谣作为重点往往较为被动，建议由中宣部出面，与网信办、安全部、公安部等建立协调机制，从重大造谣源头查起，依法严肃处理，并通过相关主流媒体昭示天下。三是必须坚定而稳妥地在网络平台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原则，对现有的外资控股腾讯、网易等互联网企业进行结构性改造，严防在特定条件下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特别是微信等平台兴风作浪。四是组织一批得力骨干，在国外互联网平台上与看不见的敌人打垒台，把大外宣工作做到外网上去。
第五，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在担任总书记之后不久的2013年“1·5”讲话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重大结论，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把我国改革开放引向邪路，竭尽全力丑化毛泽东，一些谣言甚至让一些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说到底是为了防止党和政权改变其为人民服务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性质与宗旨亦即资本主义复辟。但鉴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无疑伤害了不少不应伤害的好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很多人仅从小家庭和个人恩怨出发，过分诟病毛泽东的原因所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但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做了充分肯定。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相关论述十分重要，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为的根本界限。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我们在着力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邓小平关于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相关结论。“文化大革命”对不少人产生的伤害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有的甚至是一些企图改变我们党和政权性质与宗旨的别有用心的人蓄意所为。现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多数人已经有了共识，但对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基础的认识，有着各种甚至完全对立的不同认识。毛泽东多次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十分可惜，这一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但经过1989年我国的政治风波，特别是1991年前后苏共苏联亡党亡国及苏东剧变，邓小平石破天惊地呼应：“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016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对习近平这里所说的“必须说清楚”，笔者理解为，一是组织上必须查清楚，二是理论上必须说清楚。从一定意义上讲，组织上查清楚，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而从理论上说清楚，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习近平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抓住了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矛盾中的最根本性矛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宏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有着光明灿烂的前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反腐中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铁的事实已充分证明，我们决不能重复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毛泽东关于务必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六，从现在起开始着手准备适当时候全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在强调学习党史国史之时，也特别强调学习新中国史。回顾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规划未来就必须回顾过去。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绝对不容许否定。但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失误呢？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这次事件（指1989年政治风波——笔者注）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与美籍华人学者李政道谈话中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毛泽东曾夸邓小平“人才难得”。在如何对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和1989年政治风波的定性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是我们的光辉榜样。2017年10月19日，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习近平“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王岐山这一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在党内和社会上也赢得了广泛赞同。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思潮进一步得到遏制，全国各层各界人士都在更加深刻地关心着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单凭理论往往无法说服人、掌握人，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统一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梦的完满实现，建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和国史进行认真梳理，适时实事求是地作出相关决议，以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进。
第七，应开始着手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适当方式逐步进行中美关系调整的相关教育。1959年3月，毛泽东在同拉美一些共产党人谈话时说：“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现在，除了对美国恐惧之外，也有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这些人也往往信奉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是恶的，但在看待美国时，却总是认为他们是善良的。所以一旦有人谈到阴谋论时，这些人便一触即跳。从理论根源上讲，这些人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过时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是另一种形式的跨越阶段论。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对中美关系的调整开始“下毛毛雨”，进行有理、有据的教育。否则，不仅不能击退敌人，反而会麻痹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甚至使一些人对中央的正确方针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甚至疑虑。同时，一定要讲清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于广义上的地租、级差地租和超额地租，要讲清迎接经济下行和中美关系变化严峻挑战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要讲清这一根本性挑战，需要入情入理、生动形象，也要深刻入微。在此过程中，一并讲清苏共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可能会有助于增强说服力，容易使人接受。
第八，对台斗争。2020年5月20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将其称为所谓“总统”，并吹嘘美台“伙伴关系”。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美国一些政客向蔡英文发视频贺词。美方上述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我国国防部随即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谴责。对此，笔者认为要做好以下四点。

一是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切实做好武统准备，科学决策战后治理，以及恢复经济，处置罪犯、部署驻军、稳定治安等，切实深化、细化对台斗争。

二是一些同志对美下决心支持“台独”准备不足，但如果台湾当局宣布“台独”，美国同样对我下决心用武力收复台湾估计不足。这也正是我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窗口机遇期。
三是攻心为上。政治上“台独”当局依靠美国，经济上依靠大陆。我们必须现在起开始对台经济封锁，必要时开始军事封锁。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我16万大军对长春的十万国民党军进行军事围困和经济封锁5个月，国民党军最终被迫投降。
四是让美国当局付出代价，绝不能让美国一些政客可以随意挑战我国的底线。

《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指出：“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变化，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将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着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我国安全、稳定与发展必将进一步展现出崭新的大好局面。随着美国影响力进一步下降，我国要择机坚决要求美国回到遵守“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上来，逐渐迫使其逐步取消对台军售。在国际上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对内进一步实施深度的西部大开发工程，实施新时代“大三线”工程，把大西南和大西北建成可靠的后方战略基地，使之与西进战略互为表里。我们一定要真正做好武力收复台湾的准备，同时加强与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深度交往，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绝不放弃武力收回。从现在起，可着手完善和平接管与武力解放台湾的两项计划、规划。当然，这两项规划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另外，要充分考虑收复台湾以后的治理问题，绝不能采用治理香港的原有模式。
我们绝不是战争狂人，绝不轻言战争，但我们也绝不怕战争，台湾若有人掌控并宣布独立，毫无疑问，我们必将用武力和热血捍卫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疆土。但台湾只要不分裂，我们就可以耐心等待，不必着急。我们有着充分的制度自信。1958年9月，毛泽东说，台湾“成为独立国”“原则上总不行”，“至于哪一年解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