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1871-1908） 

光绪皇帝（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庙号德宗，年号光绪，醇亲王之子。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无嗣，载湉入继为帝，当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87年2月7日起亲政，但朝政大权仍由慈禧太后实际控制。  

1894年中日战争即将爆发，光绪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一力主战”，竭力筹划备战之策。他一面“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一面严令李鸿章认真备战。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7月25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悍然挑起中日甲午战争。

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1894年8月1日，光绪下诏指出：“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决定“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总第3441页]21日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29日以恭亲王奕?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办理军务。10月13日因叶志超、卫汝贵临敌溃散，光绪将其罢职，以聂士成统两军。25日，日军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29日，谕裕禄加强金州战备。30日，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安定、裕禄防剿。11月初，日军占领金州、大连，22日旅顺失陷，光绪责李鸿章“调度乖方，褫职留任”[《清史稿》第4册，第908页]。是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总署表示，愿意为中日“调处”，恭亲王奕?等向光绪和慈禧转达了田贝意愿。当时光绪就直接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1895年2月17日威海卫失守，不久，慈禧太后派李鸿章赴日求和。李鸿章采用各种手段，以获得光绪“面谕”“让地”之权，光绪在投降派和列强的逼迫下，令奕?代传其口谕，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但必须“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中日战争》第3册，第609页]]。《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表示坚决“不允”，拒绝签字用宝。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5月2日，奕?、徐用仪、孙毓汶等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发难，要求光绪批准条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翌日，“合约用宝”。[《中日战争》第1册，第128页]]

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抗击日本侵略的光绪帝，因战败而吞下了苦果。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消沉下去，却是以“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姿态迎合了正在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在康有为等人力言变法图存主张的影响和俄国强占旅顺、大连后列强交迫、国势日蹙的情况下，光绪帝毅然决定冲破重重阻力，变法图强。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告变法。诏书中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迂谬之弊。”[《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第15页]从下诏变法到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的103天中，光绪帝先后发布了有关新政的各种诏令达180条左右，其主要涉及的层面和所包括的内容为:第一，文化教育方面，创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而改试策论，设立译书局，派留学生出国等；第二，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局，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设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军事方面，裁减旧军，训练新式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等；政治方面，改革旧机构，裁撤闲散重叠的衙门，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和学会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

然而，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

随着天津阅兵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9月13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 [《戊戌变法》第2册，第92页]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然而，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9月20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密。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发动戊戌政变，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并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就此被完全扼杀。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前夕，光绪帝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慌忙挟其逃往西安。光绪“力图振作”之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回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1901年1月29日开始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王照口述、王树楠笔记：《德宗遗事》，第49页]他在对德龄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就是在如此心境之下，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怀着无限的惆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00－1323页。

（2）孙孝恩、丁琪：《光绪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