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梁启超）第二代 从抗战到“文革”

　　梁家第二代 从抗战到“文革”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1927年11月24日，梁启超给留学海外的孩子们写信：“有顶好消息报告你们：我自出了协和以来，真养得大好而特好，一点药都没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切掉了一只肾，企盼能将宿病断根，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在往好处走，不过，却“还是睡不着的时候多”。他当然想念孩子们，也当然惦记着“政治问题或学问问题”。

　　1927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梁启超在痛感军阀之黑暗的同时，也对南方的革命形势满怀疑惧：“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算什么！”

　　他让身边的孩子思达、思懿等休学一年，请人在家上课，期望他们的成长能免遭时局干扰，又叮嘱人在海外的孩子们，“你们回国后职业问题大不容易解决，现在那里有人敢修房子呢，学校教授也非易，全国学校除北京，几乎都关门了……我想你们这一辈青年，恐怕要有十来年——或者更长，要捱过极艰难困苦的境遇，过此以往却不是无事业可做，但要看你对付得过这十几年二十年风浪不能？”

　　梁的9个子女，若按年龄划分，梁思顺年纪最大，出生于1893年；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出生于20世纪初，彼时梁启超正流亡日本，“双涛园群童”日后集体留学北美，成绩斐然；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均出生于1910年以后，梁启超在世时，他们年龄尚小，没有机会出国。

　　若按术业划分，思顺并未进过正规学校，而是随父亲接受“家教”；思成、思永、思庄受教于西方，所学大抵属文史科，文人气质浓厚；思达从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而经济学这门学问要到他退休若干年后才登堂入室成为“显学”；思懿、思宁投奔革命；出生于1924年的思礼是梁氏第二代中如今惟一健在者，也是9位子女中惟一的工科毕业生。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1930年前后，梁家留学海外子女归来

　　1928年的一个夏日，一列火车从莫斯科缓缓出发驶向西伯利亚。一对美国夫妇在“粗鲁、发臭的旅客群”中发现了一对迷人的年轻夫妇，“就像粪堆上飞着一对花蝴蝶一样”，于是他们立刻开始了热烈的对话。

　　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用流利的英语解释，他们1924年一起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这一年的3月，他们刚刚在温哥华举行了一场西式婚礼，婚后即遵父亲建议游历欧洲考察建筑。现在，他们正“满载着美国的体验”，急于回到国内“把它们付诸实践”。

　　和梁思成、林徽因一样，1930年前后，梁家留学海外的子女陆续归来。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受邀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梁思忠在留学子女中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初他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被梁启超劝阻：“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来，就会抵不住。”思忠继续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梁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回国，在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大学工作，后远嫁广东。

　　1928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回到天津，按照梁启超的设计，他们赴沈阳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27岁的梁思成出任系主任，上课第一句话便是：“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九·一八”事变之前3年，东北局势相对稳定，梁思成及建筑系同仁利用这夹缝中的时间，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建筑专业人才。

　　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的去世，对梁家是一个沉重打击——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经济上的。“我们的生活基本是靠他的稿费，他去世以后，家境就下降了，顶多属于中等水平。”(梁思礼自述)17岁的梁思达没能按照原计划赴日本留学，他去读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梁思成与林徽因给父亲设计了墓碑，立于北京香山卧佛寺，这成了他们联袂设计并付诸实施的第一件作品。同年，他们的女儿出世，取名梁再冰，以纪念逝去的饮冰室主人。

　　1931年6月，梁思成回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定居北总布胡同3号。

　　1932年淞沪抗战后不久，在前线的梁思忠便因患病贻误治疗去世，年仅25岁。这一年，四处奔走的梁思永也病倒于荒野，一度“性命几不保”，卧床两年才慢慢恢复。

　　北总布胡同3号成了京城著名沙龙

　　进入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的梁家已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再冰记得那是一个两进的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有一个“垂花门”，院内栽有丁香树和两棵马樱花树，每年夏秋父母都要出去考察古建筑，那一时期，家中的许多照片都同古建筑物有关，“父亲和母亲有时在房顶上，有时在大梁上斗拱之间”。

　　当他们回到北平时，周末下午就会有朋友来聚。梁思成后来说，从美国回来至1937年，他有意识地避免与政治人物接触，故来客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南开的教授，讲起话来中英文交织。多数时候，林徽因不让女儿来打扰大人，但会让她出来叫叔叔阿姨伯父伯母，梁再冰现在还记得这些名字：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金岳霖、陶孟和、李济、叶公超……

　　沈从文也常来。“瘦瘦的，鼻子尖尖的，看起来脸很清秀，”梁再冰说，“他比我父亲小一岁，但我父母叫他沈二哥，也不知道为什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有时也来，长得非常秀丽。”

　　梁家的沙龙是“英国化”的，牛津剑桥的知识分子有喝下午茶交流学问的习惯，中国这一批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愿意在女主人林徽因的招待下，对时局或者文艺问题各抒己见。以政治学教授钱端升为例，他就常常被要求首先发言，给大家讲一讲当前的政局。沙龙进行到了黄昏，就顺道接上饭局，有时去隔壁金岳霖家，主人管饭，众人笑称那里是“湖南饭店”，有时一块儿坐车去外面吃。“我特别记得我父亲对我说过，周培源这个人很怪，他可以在去饭馆的车上写物理公式。”梁再冰笑着回忆。

　　常来北总布胡同3号的还有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侄女周念慈(梁思顺之女)，她们都在燕大念书，又往往带上一些女同学，这其中的龚澎，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干部，韩素音则成为名扬海外的作家——30多年后，她以采访者的身份与梁思成再次见面，那是谁也不会料到的场合。

　　周念慈是如此喜欢她的舅舅和舅妈，以至于要夜不归宿，结果被梁思顺半夜接走，这位梁家的大姐临走时“还扔出最后的炸弹”：女儿在这里会染上激进的婚恋观念，有人激进到连婚姻都不相信！这是影射比邻而居的金岳霖。

　　梁思懿在燕大思想进步，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学生运动，还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游行领袖，在得知自己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后，她跑到北总布胡同3号，林徽因连夜为她烫发，给她戴上耳环，涂脂抹粉，又为她换上旗袍，“进步学生”一夜间变成了“少奶奶”，才得以在掩护下逃亡南方。

　　1936年，梁思永正主持第14次殷墟发掘；梁思庄被伤寒夺去了丈夫，带着年幼的吴荔明回到北平，仍在燕大图书馆任职；梁思达研究生临近毕业，与同学赴各地考察当时正兴起的农村“合作运动”，在“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也是“合作运动”最具特色的江西南昌县，梁思达等考察后发表报告认为，此“合作化”名为“自愿”，实为“统制”，这无疑是对当局所树“典型”的一声棒喝。

　　抗战爆发

　　卢沟桥事变前，梁再冰和三姑梁思庄、八叔梁思礼及小表妹吴荔明在北戴河避暑，梁思成、林徽因则在五台山寻找曾在敦煌壁画上见过的“佛光寺”，得知抗战爆发，梁林匆匆赶回北平，林徽因还给女儿写信道：“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就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地玩。你知道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地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梁思庄一行坐火车回到天津。“那次坐火车我们都是终生难忘，平常北戴河到天津的车，也就是走一个晚上，那次走了一天一夜，”梁再冰回忆，“大概是换防，每一站都有好多日本兵上下车，我记得三姑当时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我们小孩子也都感到非常愤怒和屈辱。”

　　天津的家里只剩下了祖母王桂荃和六姑梁思宁——五姑梁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去南京进行抗日请愿，南京陷落前又一路往南到了江西吉安，从事农村妇女教育工作；五叔梁思达考察完“合作化”运动后，又参加了由南开、燕京、清华、协和、金陵五大学联办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到济宁试验区实习，“七七事变”后没回天津，直接到了南京农本局工作。

　　梁思庄随后返回北平，与大姐梁思顺住在孤岛燕京大学中，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举家南下，其中就包括梁思成和梁思永。梁家由此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

　　“炸弹是飘下来的，好像闪闪发光的银片”

　　1937年8月底，梁思永一家到达长沙，和史语所其他人员一起借住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一个多月后，梁思成一家经过“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也抵达这暂时的后方。

　　抗战初期大家斗志昂扬，甚至带着点兴奋，林徽因、梁思成晚上常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聚餐，聊天，大家就坐在床上聊国家大事，分析到底怎么打，能不能打赢，聊完就唱歌，唱得最多的是《大刀进行曲》。

　　在长沙，梁林第一次学着自己动手做饭。梁再冰记得，有一次母亲烧了一壶水，等了半天不知道开没开，就去问梁思成，“我父亲过来就哈哈大笑，说你连水开了没都不知道。我母亲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当过童子军，野营时烧过开水。”

　　大概是11月，窗外开始有飞机掠过，梁思成兴奋得跑到阳台上去看，说没有警报，是我们自己的飞机。说话间炸弹就下来了，“炸弹掉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像是飘下来的，看着好像是闪闪发光的一些银片。”梁再冰说。

　　等这些“银片”带着尖利的哨音落在地上燃起大火后，这一家人才反应过来要往屋外的防空壕跑。

　　他们的房子没有了，一家5口从玻璃渣和焦土中挖出家当，借住到张奚若家，随后离开长沙，经湘西、贵州向云南行进。

　　与此同时，梁思达一家随南京农本局内迁重庆，梁思永一家则取道越南，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梁思永之女梁柏有时年5岁，对于这段艰苦的旅程，她只记得在越南的一家商店里看到邓波儿的洋娃娃，大哭非要买下不可，“后来实在没钱了，离开昆明去李庄前又卖了。”

　　到了湘黔交界的晃县，林徽因突发肺炎，高烧40度。县城中并没有医院，梁思成从同车的乘客中找到了一位女大夫，她在日本学的西医，但会开中药，按照她开的药方梁思成去抓药，“我记得还买一些中药的补药，每天一对猪肺，再买一百个苦杏仁塞在猪肺里面，然后熬汤，加上蜂蜜一块吃，就这样两个礼拜后，我母亲就完全退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