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对中国革命和红军的最大考验；长征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及其关系的最大考验。在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时刻，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最终把红军带出了泥泞的草地，把中国革命带出了低谷，引向了辉煌。

_{红军到达陕北后，（右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博古在一起}

　　红军被迫踏上险途

　　遵义会议前后，在中共中央和红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决定红军和中国命运的斗争，结果就是毛译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这一过程中，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可以说居功至伟。

　　1933年1月，受王明遥控，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此时，周恩来和朱德正在前方指挥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而受到左倾势力排挤的毛译东则在闽西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成立了以博古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恩来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一到苏区，博古便放了两把火――批斗“罗明路线”、反“邓、毛、谢、古”。这两把火使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各项工作中得以全面推行。对军事作战一窍不通的博古，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周恩来和朱德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但终因王明所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被大大削弱。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博古被选为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几天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全苏二大”。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也被免去。

　　1934年6月底，博古成立了由他本人、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处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军政事宜。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10月10日下午，中央红军不得不踏上了漫漫的征途。

　　到1934年12月1日，红军一路血战，连续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兵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博古方寸已乱，在一筹莫展中一度欲引咎自戕，被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劝阻。

　　湘江惨败把红军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周恩来承担了实际的领导和指挥责任，开始对李德、博古执行的“左”倾军事路线怀疑、抵制和批评。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如何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挽救红军，挽救革命？此时周恩来、朱德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毛泽东。

　　虽身处逆境，但毛泽东却无时不在关注着苏区和红军的命运。为了与博古、王明的“左倾”路线斗争，能够将自己的正确思想付诸实施，毛泽东开始争取两位“国际派”大将，王明与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与王稼祥。

　　当时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的信条就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在苏区，张闻天曾与毛泽东相邻而居，随着他同毛泽东接触的增多，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同时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

　　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他曾一度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到达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和王稼祥被同时编在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三人经常谈古论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军队的前途问题上认识趋于一致。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

　　这是自宁都会议以后两年多来毛泽东第一次参与军事指挥。雄心万丈的毛泽东正是在此时写下了那几句满怀豪情的诗句：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对于周恩来而言，黎平会议是他一生所面临的最大的抉择之一，他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而与李德和博古彻底决裂。

　　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紧接着，在猴场会议上周恩来又起到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这次会议规定：“三人团”要取代军委所做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此后，王稼祥又找到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检讨长征以来的指挥错误。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

　　于是便有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后，博古和李德的权力受到了很大制约，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实际上已落到周恩来的手中。此时，蒋介石已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