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2）

遵义会议最权威的历史文献

　　遵义会议上，博古的报告对错误轻描淡写，事事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辩护。而周恩来则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做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首先向博古和李德发难，严厉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给红军带来的灾难。这个报告的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集体创作的。

　　随后，毛泽东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为博古、李德的错误概括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他的发言很吸引人，大家一直在倾听，这也是三年来唯一没有被打断，结束后没有遭受批评的一次。

　　最后，周恩来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恩来的态度最终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解体。

　　关于遵义会议所做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并未如通常所说的通过遵义会议确立了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之后，党内负总责的为洛甫（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泽东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党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分工，他作为周恩来的副手参与军事指挥。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

　　打鼓新场风波

　　1935年3月4曰。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毛泽东出山后的第一仗是土城战斗，但由于情报有误，致使这一仗打得很不理想。当时部队官兵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则大说风凉话：“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土城之战后，红军回兵黔北，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开始回升，但随后发生的打鼓场风波，说明毛泽东当时的地位还很不稳固。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上讨论“打鼓新场战斗”。会上其他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由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毛泽东便提出：“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你不干，就不干吧！”张闻天见毛泽东又要撂挑子也急了。“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吁地走了。

　　但这一次，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因为当晚毛泽东去找周恩来仔细研究之后，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讨论”，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建议，并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一个新的“三人团”又形成了。　

　　张国焘拥兵自重

　　1960年10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会见他的一位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斯诺向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与斯诺议着他“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之后不久，在香港拥挤的贫民住宅区的一间小屋里，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写他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他就是张国焘。长征途中在草地和毛泽东的斗争，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从10万红军的领袖变成了被中国革命抛弃的叛徒。他心酸地回忆着过去的往事，关于过草地这一章的标题他沉重地写下两个大字――“分裂”。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采用“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逐渐为党内所共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为了商定会师后全军的行动计划，中央于20日致电远在茂县的张国焘，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当时可是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届政治局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论资历，他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下，而对当时居中央政治局高位的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等人就更加不屑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拥兵10万。

　　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刘伯承等冒着瓢泼大雨来到两河口等待张国焘的到来。

　　当时的张国焘可谓满面红光，气宇轩昂，警卫队伍也是威风凛凛，井然有序。反观他面前这些刚刚从巍巍雪山上走下来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一头蓬乱长发，朱德满脸皱纹，周恩来胡子拉碴……

　　看到这种情形，张国焘骄傲写在脸上，就连李德也觉得，张国焘像主人一样对待红一方面军的人。这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不快。

　　欢迎晚宴结束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非常机智地反问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马？”张国焘自得地说：“我们有10万。”周恩来说：“那我们只有3万。”其实，到达懋功的一方面军也仅止1万人左右。

　　在第二天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向中央发难，双方就红军今后的前进方向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博古和张国焘甚至互相进行人身攻击。最终，张国焘虽然表示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也赞成攻打松潘、平武地区，但后来他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以达成向中央要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