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2016年10月5日，江西于都。

    中国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那一面“草鞋墙”前，人头攒动。一双双草鞋组成中国地图，象征着红军穿着草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整个中国。

    出发时，四路红军总人数20余万。结束时，只有四五万人。

    “万里长征人未还”。二万五千里路上，近15万年轻的生命，十几二十几岁的儿郎，为理想和国家而逝，多少青山埋忠骨。

    而生还者，是一支队伍，一支淬炼成钢、胜利会师的队伍；一群领袖，一群坚强如铁、把握中国命运的领袖；更有一组伟大的关系——毛泽东与周恩来。

    他们的名字从此联系在一起。从西安事变到重庆谈判，毛泽东运筹帷幄，周恩来奔走四方；从挺进东北到南渡长江，毛泽东决胜于千里之外，周恩来斡旋于敌我之间；从开国大典到与世长辞，毛泽东着眼在宏图大略，周恩来操劳到死而后已。

    一切起于长征。万里长征路上的相伴相随，决定了后来整整40年的“共生共栖”。他们走过长征的身影，是中国命运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无可辩驳地告诉世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

    （二）

    2016年9月23日，贵州遵义。

    遵义会议会址是一幢雕梁画栋的小楼，庭院里游人如织，讲解员说着一个细节：那一年，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之一，住在小楼里；毛泽东的住处与他相距1400米，但走路20分钟就到了。

    世上有许多伟大的相逢。华盛顿遇到杰弗逊，成就了美国建国的佳话；马克思遇到恩格斯，成就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春天。天才的大脑、博大的心灵一碰撞，友谊的光芒就照亮了人类的长空。

    但没有一种相逢，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经历了“帅与将”“上与下”的角色转换。而这种转换是民族之幸、人民之福；两人的角色在转换后更加稳固、关系更加牢不可破。

    这种超越友谊的深沉信任，源于两个人的襟怀。

    周恩来的伟大在于识人。“周恩来当时地位比毛泽东高，但周恩来认为毛泽东是帅才，愿意辅佐他。周恩来可以说是一个总工程师，毛泽东作为总设计师的战略思想要靠周恩来去落实。”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如是说。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识己。“有了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一些。但毛泽东不是完全依赖周恩来，他很有个性，在一再受到打击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观点，想方设法去说服。” 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如是说。

    从周毛关系到毛周关系，改写的不仅是个人命运，更是群体航向，“从此毛周二人在党内形成一种强大的公信力、凝聚力。”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如是说。

    （三）

    2016年10月2日，宁夏固原。

    将台堡红军会师纪念碑直指蓝天，几乎每个市民都会骄傲地说：“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来献过花篮。”

    长征在这里结束，但长征又从来没有结束。13年后的春天，在去北平的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笑着回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

    从这里继续西行1300余公里，便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毛周时代，标志着新中国重获大国地位的重大事件之一——“两弹一星”中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就是在酒泉完成的。

    他们两人的长征，从雪山草地走来，走向星辰大海。

    就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日到来的前5天，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由长征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当时间来到2016年，新的长征、新的复兴，已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这个秋天，我们跟随中宣部采访团“重走长征路”。路非亲走不知难，我们回望毛周开创的这条激荡人心的征途，想对80年前和我们一样年轻，甚至比我们更年轻的长征者道一声：

    今日红旗飘飘扬四海，愿万里忠魂好去好归来！

    （许陈静）

    出发——相隔相敬

    让时间回到85年前，在长征开始之前。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叶坪村的樟树林中召开了一次会议，38岁的毛泽东以全票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的称号从此伴随了他一生。

    次月，33岁的周恩来在上海登上一艘小火轮。当年春天，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领导人开始分批向苏区转移。周恩来一路辗转，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上杭，进入苏区，最终抵达目的地——瑞金。

    上海到瑞金，如今坐动车只要10小时33分钟，而在85年前，周恩来走了半个多月。曾有当事人回忆，那天太阳快要下山时，西边晚霞似火，在叶坪村东那棵大樟树下，毛泽东等中央苏区领导人，等候着周恩来的到来。

    毛泽东在低谷中重见周恩来

    “按原计划，周恩来住村西的一幢旧祠堂，经毛泽东、朱德的建议，周恩来决定与毛、朱住在一起。”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他曾跟毛、周、朱所住老房子的房主了解过详情，那是叶坪村一幢两层民居，一楼是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的办公地，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等人则在二楼居住办公。周恩来住进来后，与毛泽东只相隔几个房间。

    毛泽东和周恩来相交不深，但并不陌生。“他们都是在大革命国共合作时崭露头角的。毛泽东任过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过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发生时，两人都在广州，都主张反击蒋介石。大革命失败，两人都拿起枪杆子，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39天后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两人一个隐蔽在上海开展工作，一个转战在湘赣闽粤的深山农村，相隔千里，但通过组织系统能了解彼此的活动和思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把两人当时的关系概括为，“1928年，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这时起大约有8年之久，周恩来作为党中央负责人，直接指导毛泽东在农村根据地的活动。在1931年底到达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更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这位上司在来苏区前就帮过自己一次。江西省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余伯流说：“毛泽东和朱德对红四军的领导权曾有分歧。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上，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落选，他很失落。不久，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这次争论，周恩来让陈毅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周恩来应该是感激的。”

    当周恩来在叶坪村的大樟树下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正遭遇一次新的挫折。1个多月前，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赣南会议。“这次会议认为中央苏区在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等问题上存在错误，而这主要是毛泽东的错误。”赣州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凌步机说。毛泽东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受到排挤。他是在低沉和郁闷中重见周恩来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带来了中央的新指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攻打中心城市，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博古就提出了一个战略构想，推行‘进攻路线’，从瑞金进攻南昌，从南昌进攻武汉，在武汉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南京的国民党总统府对峙。”余伯流说，“周恩来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目前不具备打南昌的条件，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

    周恩来致电临时中央，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得到回复：攻打中心城市不能动摇，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攻打。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领导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仍然反对，认为赣州敌人力量强，且三面环水，地形复杂，不但拿不下，还会造成损失。但他的意见没被采纳，于是转而去瑞金东华山的一座古庙休养。1932年初，赣州战役在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展开。 “他们挖坑道，爆破城墙，打了33天，3次攻城未克，伤亡惨重。”刘良说。这时，大家想到了毛泽东。

    3月上旬的一个细雨天，东华山上的毛泽东收到急电，请他暂停休养，赶赴前线。“毛泽东随军北上，走到半路——福建长汀时提出，不能再往北走了，要向东走，去打漳州。对于远离根据地，出击白区到外线作战，不少人有顾虑。周恩来在了解毛泽东声东击西的意图后，拍板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他还赶往长汀组织兵力，筹措给养。”刘良说，“因为有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得以先打龙岩，再打漳州，缴获了大量物资，战果辉煌。”

    石仲泉评价道：“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攻克漳州之捷，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有了更多了解和重视。自此以后，在中央苏区两种指导思想的对立和冲突中，他虽然不能完全站在毛泽东一边，但从未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而是尽其所能给予关爱、照顾和维护。” 

    虽然漳州大捷，但在半年后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却受到了严厉批评——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诱敌深入”方针是“守株待兔”。不少人要求把毛泽东召回后方，只负责政府的工作。这时，周恩来一再申诉不应把毛泽东调回后方，“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提出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他自己只“代总政委”，“总政委”仍署毛泽东。但半个月后，临时中央仍宣布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总政委职务。

    备受打击的毛泽东旧疾复发，去长汀疗养，临行前对送别的周恩来说：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对毛泽东的打击主要来自临时中央主导者博古和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于1933年先后来到瑞金。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见毛泽东便非常傲慢，称“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博古把李德捧为“太上皇”。病中的毛泽东被免去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张闻天接替。“当时周恩来向博古表示，这一替换‘似无此必要’，但博古坚持要换。”石仲泉说。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只能接受。所幸，毛泽东还保留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

    “毛泽东能参加长征很可能是周恩来做的工作”

    在毛泽东离开前线的日子里，周恩来参与指挥并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调集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发动对全国各个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分为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妄图一举消灭红军。

    周恩来的处境也艰难起来。他在前线指挥，深知面对蒋介石分路进攻战术，红军只能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保持相对的优势。但他的军事建议不被李德和博古理睬。李德坚持“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蒋介石的“多路进击”，结果导致分兵把口的红军被强大的敌人各个击破。1934年初，周恩来返回瑞金。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和李德多次争论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有时由他翻译，有时周恩来直接说英语。但面对李德的固执己见，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不得不服从。

    4月，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广昌保卫战。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场关键而惨烈的战斗，红军伤亡5500多人，最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接着会昌筠门岭、福建建宁等地先后失守，中央苏区的面积一缩再缩。真正是生死存亡，命悬一线了。

    何去何从？绝境中的李德对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了。5月，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长征的准备工作便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中秘密展开了。

    毛泽东对此毫不知情。但在6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既然内线作战不利，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至于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只是决定先派出北上的抗日先遣队，以及一个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苏区的军团。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那时中央的计划是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湘西去，同那里的红二、六军团（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并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后来走得那么远，走成了长征，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为了秘密筹划转移工作，一个“三人团”成立了，其中博古负责政治工作，李德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三人团”只开过两次会。一次在李德房中，一次在中央局。“从这种分工可以看出，政治、军事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周恩来在政治上已不被博古所信任。但他又被吸收进‘三人团’，是因为周恩来所具有的组织才干在党内无人可以替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黄少群分析道。

    研究长征谁走谁留时，只有军事方面的干部名单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其他方面的只告诉了他一个数字。伍修权曾回忆，博古等人都不打算带毛泽东走。“有一种说法是博古觉得毛泽东是个麻烦，因为他指挥不了毛泽东。是周恩来发挥了关键作用，坚持要带毛泽东走，因为毛泽东在军事上有经验，又是政治局委员。可以说，毛泽东能参加长征很可能是周恩来做的工作。”余伯流说。如果毛泽东被留下，长征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

    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

    1934年10 月10 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开始了长征。余伯流说：“整个队伍的结构好像是抬轿子，有5个‘轿夫’。红一、三军团是先锋，战斗力最强；后面跟进的是红八、九军团；殿后的是红五军团。被5个‘轿夫’抬在中间的就是两个军委纵队。”

    出发第二天，周恩来等人发布命令，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总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则编在一纵所属的中央队。换言之，在踏上长征路时，周恩来与毛泽东仍然相隔两队。

    庆幸的是，毛泽东的“队友”有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曾在苏联留学，是李德和博古的支持者，但到中央苏区后思想有了变化。张闻天曾和毛泽东在瑞金云石山上的古寺里住过两个月。一次闲谈中，张闻天提到对博古“左”倾错误的不满，从此与毛泽东相熟起来。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他在医院养伤时，毛泽东不时去看望。长征前，两人还讨论过担架怎么扎。”凌步机说。当毛泽东听说“三人团”要把他、张闻天、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便向中央提议将他们安排在一起。于是，三人在长征初期得以密切交流。

    张闻天后来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向我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70多岁时重走长征路。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将这些谈话称为“担架上的‘阴谋’”——毛泽东和王稼祥一样坐在担架上，他在长征前得了一场严重的疟疾，身体虚弱。

    与此同时，周恩来正紧张地指挥着全军的行动。前两道封锁线通过得很顺利，但过第三道时，遭遇了一些困难。周恩来亲自向红一师师长李聚奎交代任务。他摊开一张地图，指着上面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接着，周恩来又赶到作为先头团的红一师三团。

    真正的恶战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的湘江战役。蒋介石终于搞清楚了红军的转移意图是奔向湘西，于是调集嫡系将领薛岳、周浑元，以及湖南军阀何键等，力图将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毛泽东提议趁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寻歼国民党军一部，变被动为主动，但博古和李德再次拒绝了他的建议。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先头部队过江时还没有遭到太大阻击，但随后为掩护带着坛坛罐罐、行动迟缓的大部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来，周恩来等人发布命令，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血战期间，周恩来一直坚守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当他看到毛泽东时，立刻迎上去，请他迅速渡江。毛泽东说：“咱们一起过江。”周恩来说：“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代任务。”

    苦战7天后，红军主力才全部渡江。虽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代价极为惨痛，出发时的8.6万余人到湘江边还有6万多人，但湘江一战后只剩下了3万多人。这场惨败让红军中的反思情绪达到了顶点。担架上的“阴谋”在这时更加频繁。王稼祥最先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要扭转危局，必须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之后，毛泽东又去找周恩来、朱德等谈话。“湘江战役是与周恩来有很大关系的，给了周恩来血的教训。让他真正认识到博古、李德的那一套是错误的，转而坚决支持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宇说。

    “事实上，打完湘江战役，出现了‘三无’状态，李德无谋，博古无力，毛泽东无权。”余伯流说，“这时维护大局的只有周恩来了。”周恩来的支持，成为毛泽东扭转长征命运和个人命运的关键。

    转折——渐成默契

    毛泽东提议转战贵州，周恩来对李德拍了桌子

    湘江战役结束后，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是损失惨重。博古是一介书生，血色的湘江水给了他巨大刺激，时常精神恍惚。有一次在行军路上，博古突然掏出腰间的手枪，朝自己比画起来。这一幕恰好被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见，他赶忙制止：“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博古的状态是当时红军中很多人的缩影：悲观、迷惘、无计可施。

    1934年12月初，红军总参谋部对湘江战役后各部队的情况进行了清点检查，并向中央交了报告。周恩来看罢，沉重地将报告递给博古、李德，此时在场的还有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等。博古、李德看完后一言不发，朱德情绪激动：“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啊！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多不容易啊！就这样一下子被国民党搞掉五六万！”一旁的张闻天对博古、李德说：“你们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一意孤行，现在是不是应该总结讨论一下了？”毛泽东则说：“我看仅仅讨论和总结还不够，应该追究责任。”

    “周恩来是‘三人团’的成员，严格来说，红军落到如此境地他也有责任。但是，周恩来早已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为了顾全大局，避免激化矛盾，他不便发表过于直白的意见，只能用沉默但不反对的方式，实际上支持毛泽东。”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程中原说。

    在中央领导分歧严重、争论不休的气氛中，红军进入湖南、贵州交界的通道地区。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识破了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在通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只等红军钻进“口袋”。然而，李德固执地坚持原计划，在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12月11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第二天中央部分领导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在周恩来等人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提出转兵贵州。相较于之前的保持沉默，这次周恩来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迫于压力，博古在会议总结时说，“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了”。

    通道会议结束后，一道“万万火急”的命令发往全军：立刻向贵州前进。两天后，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县城。“通道会议虽然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的意见还不统一，没能就长征的大方向做出决定。在李德看来，即便进军贵州也是为折回湘西做铺垫。毛泽东知道，只有争取周恩来，再开一次会议，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陈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后，由张闻天向周恩来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下一步的计划。

    周恩来同意了，并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博古，但博古不愿意。周恩来坚持说道：“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有权建议召开会议。而且……我也赞同他们的意见。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敌人暂时没上来，我们抽空开个会，早日明确方向，做个决定。”此时的博古已经不再完全信任李德，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他最终没和李德商量就同意开会了。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李德因病没有参加，但托人带来了自己的意见：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用周恩来日后的话说，黎平会议“争论尤为激烈”：毛泽东力主继续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博古同意李德的意见——由贵州东部北上，折回湘西。经过讨论，大多数人选择支持毛泽东，而非“靠铅笔指挥”的李德。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发言整理出会议决定：“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送到了李德手上。面对这份明显透着毛泽东战略思维的决定，李德大发雷霆，和周恩来发生了激烈争吵。周恩来当时的警卫范金标回忆说：“总理发了脾气，两个人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上面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虽然博古在会上也坚持折回湘西，但他最终选择了服从会议决定。当他听到性情温和的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了，拉着周恩来说：“恩来，不要理他（李德）。”第二天，周恩来为执行黎平会议决定作了具体的行动部署，毛泽东的战略得到落实，红军终于避免了陷入绝境。

    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开不起来”

    离开黎平，红军继续向贵州腹地前进，准备渡过乌江，北上进攻遵义。一路上，李德对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耿耿于怀，仍不甘心放弃原计划。程中原说：“黎平会议虽然决定转兵黔北，但没有明确解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张闻天等人对此深感焦虑，开始考虑更换军事决策人。”1934年12月20日，在贵州黄平的一片橘林中，王稼祥问张闻天，中央把红军最后的目的地定在了哪里？张闻天摇摇头：“没有明确的目标。这样打仗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比我们都有办法。”王稼祥当天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彭德怀，消息很快在几位红军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希望毛泽东能出来指挥。

    “张王橘林谈话十几天后，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开会，还是周恩来主持。那次会议除了确定北渡乌江的作战计划，还有一个被人们忽略的决定：军委选择今后的作战方针、时间、地点时，必须在政治局上作报告。这实际上解除了‘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从猴场出发，红军渡过乌江，1935年1月7日攻占黔北重镇遵义。两天后，军委纵队进驻遵义，红军司令部设在了国民党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宅邸。进入遵义前后，毛泽东提出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军团一级的领导也来参加。他知道，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他对妻子贺子珍说：“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他不同意，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周恩来早有总结经验教训的想法，和毛泽东一拍即合，一进遵义城，就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忙碌起来。他仔细巡视了柏辉章的宅邸，告诉工作人员：“作战科住楼下吧，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过了几个小时，周恩来又来检查了一遍，直到会场的每个细节都满意后才放心离开。

    在毛泽东看来，将参会人员扩大到军团一级是会议成功的关键，周恩来也深知这一点。为了确保各军团领导按时到会，周恩来亲自打电报通知：“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14日赶来遵义城。”——日后周恩来那种事必躬亲、无一疏漏的总理风范，在遵义已经可见。

    在周恩来的细心筹备下，遵义会议按时召开。先是博古在会上做主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因于敌人过于强大。周恩来没有理会博古的说法，自己做了副报告，也就是军事报告。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损失主要原因在于军事指挥的失误，并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为当事人，李德后来回忆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他公开走到了毛泽东一边。”

    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直言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损失严重的原因就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尽管具体的细节没有被记录下来，但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出发，博古听了毛泽东的发言心情不会太好，争论在所难免。依照周恩来的性格，想必他会努力缓和气氛，避免争论演变为争吵。”程中原说。《环球人物》记者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看到一段重现会议场景的影视资料。影片中，周恩来几次拉住准备起身争论的博古，低声劝他不要急，先听毛泽东说完。

    随后，会议上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二是博古、李德和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等人拒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在争论时，凯丰甚至以挖苦的语气对毛泽东说：“我看你打仗的办法也不高明，就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你，《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没有看过《孙子兵法》，被毛泽东问得哑口无言。眼看会议有可能陷入僵局，周恩来站了出来，主动请求撤换自己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说：“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声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意义。”

    经过3天的讨论，遵义会议最终决定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三人团”，周恩来成了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在中央常委随后的具体分工中，毛泽东被确定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是相互欣赏，在湘江战役后思想上逐步接近，在遵义会议上的相互支持则是各自的自觉行动。从此，两人的密切合作开始了。”陈宇说。

    毛泽东提灯夜访，说服周恩来改变计划

    遵义会议前后，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川军、黔军等各路人马向遵义扑来，准备全歼红军。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难以实现，于是撤出遵义，准备北渡长江，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入川的打算引起四川军阀刘湘的恐慌，他派悍将郭勋祺率川军进入贵州，驻守土城，严防红军北渡长江。

    最初的情报显示，土城守敌只有4个团。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过后，认为可以打，便部署部队进攻土城。这是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士气。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红军伤亡不小，却并未取得预想效果。从俘虏口中得知，原来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近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各路援军正陆续赶来，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渡过赤水河，摆脱敌人的包围。

    初战土城不利，红军官兵中有些议论，博古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面对非议，周恩来用行动力挺毛泽东。他连夜赶往赤水河畔，负责天亮之前架好浮桥。家在土城，今年已93岁的老袍哥罗明先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了那天的情形：“红军没有架浮桥的材料，镇上的老百姓就把自家门板卸下来。虽然是借，但红军不白用，每户都给了钱，又特意在门板上标明主人的名字。第二天一早，我在河堤上看见红军踏着浮桥到了对岸，就砍断拴浮桥的绳子，门板顺水漂到这边的河堤上，各家按着名字一一取回。”

    “一渡赤水是被动转移，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搁浅，红军前路不明。此时，党内名义上负总责的还是博古，但他茶饭不思、郁郁寡欢，精神状态很难继续担任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几个人一起商议时，张闻天提出应该更换党的领导人了。”费侃如说。

    1935年2月初，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地对博古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从内心讲，你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都不是帅才，不适合做领袖和主帅。毛泽东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扩充红军，打游击战、运动战方面都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出发开始，我就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进湘鄂边的错误主张。我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我在遵义会议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我希望你能支持我……何况你自己也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

    周恩来的真诚感动了博古，使他终于解开了遵义会议之后心里的疙瘩。那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开会研究分工，周恩来主张由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毛泽东说，张闻天是五中全会选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况且张闻天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共产国际也容易通过。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代替博古，开始在党内负总责。“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也围绕打仗展开。张闻天很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而且作风民主。这样，毛泽东参与领导红军就更有了发挥的空间。”费侃如评价说。

    1935年2月中下旬，毛泽东带领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攻克娄山关，再占遵义。蒋介石闻讯大惊，急忙飞到重庆调兵遣将。为了打破国民党新一轮的围攻，红军成立了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统一指挥红军。3月10日，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军事行动都要经由中央召开20多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决定，前敌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也不例外。张闻天因此在苟坝召集了军事会议，讨论打鼓新场问题。

    由于再占遵义是长征途中第一个大胜仗，红军领导层希望再打个漂亮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与会者一致赞成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嘛。”眼看无法说服其他人，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其他人也不客气：“你这是什么态度？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结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准备第二天下发。——如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相逢一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合作之初也经历着分歧与反复、磨合与适应。

    散会后，毛泽东回到住处考虑良久，仍深感担忧。于是他独自一人前往周恩来的住处，希望再争取一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着马灯到我这里，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再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第二天一早，政治局再次开会，最终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的预见很准确，红军避免了一次严重损失。如今在苟坝村，毛泽东夜访周恩来时走过的那条小道被称为“毛泽东小道”。当地人骄傲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条路两头两个人的一次夜谈，改变了红军的命运。

    经过打鼓新场风波，周恩来等人更加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但是红军的行动每次都要开会讨论，最后还是要按多数人的意见办。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开会，会上决定集中军事指挥权，成立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在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与周恩来的合作也更为默契。此后，毛泽东带领红军三渡、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将国民党追兵甩在了身后。

    会师——相扶相持

    端着粥碗决定翻越雪山

    1935年5月初，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地区。由于部队连续作战，非常疲劳，加上之前在土城等战役中遭受一定损失，怀疑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声音又出现了。其中，林彪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虽然执行了毛泽东机动作战的方针，但并不理解，认为尽走“弓背路”，要求走“弓弦”、走捷径。在会理休整时，林彪打电话给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尽管彭德怀拒绝了，但林彪还是给中央写信要求彭德怀任前敌指挥。

    为了统一思想，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经验，再次阐明运动战策略。对林彪“走弓背”的说法，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这个时候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周恩来也发言支持毛泽东，还称赞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没有高低之分，林彪针对毛泽东提意见，从侧面说明毛泽东已是实际军事决策人。相较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定位，现在两人的角色悄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于化民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周恩来在会理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巩固了毛泽东的地位。此后长征路上，两人合作得很好，再无分歧，一路相互扶持。”

    从会理北上，红军穿过冕宁的彝族聚集区，到达四川石棉的安顺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大渡河畔听取了刘伯承、聂荣臻汇报的渡河情况。毛泽东看到渡口只有3只小木船，红军不可能迅速渡河，身后追兵又日益逼近。与周恩来商议后，他下令分兵左、右两路，相互策应，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据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红军长征在泸定》一书记载，经过几昼夜的强行军，红军在5月29日夺占泸定桥，大渡河两岸的红军两路人马在泸定会师。第二天，毛泽东赶到泸定，亲自走了走泸定桥。当时，桥体摆动得很厉害，他就停下来拉着警卫员的手一起走。警卫员说：“这样险要的桥，我们一个班都能守住。”毛泽东说：“终归是敌人嘛，和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不能比的。”先到桥边的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来了，便迎上前去。毛泽东和周恩来开起玩笑：“心脏衰弱的人是过不了这种桥的。”周恩来听罢大笑。

    在泸定稍作休整，红军翻山越岭，进入天全县境内。在天全县红军纪念馆参观时，讲解员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在这里决定，要翻越雪山。”当时，毛泽东借住在二郎山脚下一户人家，周恩来进屋时他正在看地图。毛泽东招呼道：“这家人很好，给我们煮了一大锅粥，你也吃点。”周恩来坐定后，毛泽东问：“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可我们走哪条线路呢？第一条是攻占天全以后，从雅安城西经过邛崃；第二条是由天全经过芦山、宝兴到达懋功；第三条就是回过头来，经过康定、丹巴。”周恩来边喝粥边说：“第二条路就是过雪山了。这条路的好处是路程近，也相对安全，敌人不容易截断我们的去路。”毛泽东点点头：“你分析得很对，我也倾向于第二条路。”两人随后召集了一个小会，决定翻越雪山，尽快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几天的跋涉，毛泽东、周恩来带着军委纵队翻过雪山。两天后，他们抵达懋功（今名小金），在那里等待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碰面。

    毛泽东说，让张国焘当总政委吧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骑着马，带着卫队，精神抖擞地来到懋功的两河口，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两个多月前，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也被迫开始长征。索尔兹伯里描写了双方见面的场景：“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以看出明显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补丁。”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张国焘的心里顿时有了想法。

    陈宇说：“张国焘是有野心的。他发现中央红军非但没有自己想象得强大，反而一副惨状，不禁心生傲慢。这一点，毛泽东感受到了。当一个战士羡慕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说：‘别羡慕他们的马！’”周恩来也察觉到了张国焘的异样。为了摸清中央红军的底细，张国焘故作无心地问周恩来：“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周恩来知道他的心思，就故意往多了说：“三万人。”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听罢得意地说：“我们有八万人！”

    会师前后，张国焘和党中央的矛盾浮出水面：张国焘希望南下向西康发展，建立“川康政府”；中央的方针是北上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领导抗日。6月26日举行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的想法遭到否定，但他并不甘心。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张国焘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几天后，他又向中央派来慰问红四方面军的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李富春不敢擅自表态，就发电报请示中央。周恩来看到电报脱口而出：“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起初，党中央没有理会张国焘的要求。几天后，张国焘授意他人出面，以“无法顺利灭敌”为要挟，提请由他自己担任军委主席。

    毛泽东找到张闻天商量：“张国焘是个实力派，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会甘心。”张闻天对毛泽东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泽东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许久，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这正是周恩来的职务。

    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的住所，把张国焘的要求和他们的想法告诉了周恩来，征求他的意见。“周恩来当即同意让出总政委的职位。他一生高风亮节，为了大局从没计较过个人得失。”陈宇说。

    对于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的策略，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到张国焘另立“中央”，公然搞分裂后，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很是佩服：“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张国焘）以总书记的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毛泽东说，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一定要抬他过草地

    为了尽快北上，1935年8月初，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党中央率领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则率领由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一些部队组成的左路军。8月20日，当政治局在松潘草地边缘的毛尔盖开会，为北上做准备时，周恩来病倒了，没有出席会议。

    杨尚昆曾回忆说：“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

    到达毛尔盖之后，长期的过度疲劳，加上自然条件恶劣，周恩来终于挺不住了：连续高烧不退，甚至昏迷不醒。周恩来的警卫魏国禄回忆说，毛泽东闻讯赶来，一看周恩来病成这样，着急地问卫生部工作人员：“傅连暲（长征期间的随军医生）能不能回来？”卫生部的人回答说：“傅医生随朱总司令在左路军，太远了，回不来。但是，一支队那里还有位医生。”毛泽东说：“赶紧打电报，让那位医生马上到毛尔盖来。”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周恩来得的不是原以为的疟疾，而是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

    红军准备离开毛尔盖过草地时，周恩来病情略有好转，但身体依然极度虚弱。毛泽东忧心忡忡，一再叮嘱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地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彭德怀很快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中抽调人手，组织了担架队。彭德怀说：“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加入了担架队。经过几天的跋涉，毛泽东带领右路军穿过草地，周恩来也被抬出了草地。

    8月底，穿过草地的右路军击溃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然而张国焘此时拒绝北上，结果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部队单独北上，而红四方面军部队掉头返回。随后，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占腊子口，北上陕甘的道路也开辟出来了。张闻天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

    10月，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抵达吴起镇，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创建的陕北红军会师，而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也基本奠定。陈宇说：“红一方面军过草地前后，张国焘正搞分裂，后来发展到另立‘中央’。在党内斗争最为激烈时，周恩来和王稼祥病倒了，朱德又不在身边。可以说，是毛泽东带领红军最终走出了危机，周恩来对他更为敬佩。我们日后熟悉的毛周关系，基本再未变过。”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仅仅两个月后，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周恩来前往西安斡旋。毛泽东亲送周恩来，对他说：“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两人信任如斯，心意相通，决断大事已无需更多言语。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革命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