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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王经伦课题组:我们是否吸取了SARS留下的教训?

分类:学术观点  人气:19  评论:0  时间:2020年2月4日

钟南山、王经伦课题组:我们是否吸取了SARS留下的教训?

  • 钟南山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

2020-02-04 08:25:22来源:《广东社会科学》
导读
尽管目前还没有查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但野生动物依旧是最大嫌疑。对于经历过SARS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如此似曾相识,也让我们再次叩问:为何病毒幽灵会突如其来?我们的星球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机体还缺少些什么?我们如何完善自身、实现自我超越? 本文转载自《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原标题为《抗击SARS实践与新人文精神的思考》,作者为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及其课题组,观察者网转载此文,供读者参考。

【文/ 钟南山、王经伦课题组】

我们用意志和智慧、鲜血和生命取得了抗击SARS的重大胜利。当硝烟渐渐消退,我们仍在反思、叩问:为何SARS幽灵会突如其来?我们的星球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机体还缺少些什么?我们如何完善自身、实现自我超越?本研究运用大科学思维方式建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探讨SARS背后的人文精神问题,期望以此为开端促进新人文精神的构建。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文精神的实质和核心价值。抗击SARS的实践,提出了作为人自身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诸方面如何自我提升、完善和超越,重建人类自身独有的精神家园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试就这些问题作一番审视。

(一)思维方式的审视

思维方式是人们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途径、方法的总和,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指导作用。SARS是块试金石,强烈冲击和检验了人们固有的思维原则。以饮食和卫生习惯为例,SARS之前,人们习惯运用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好吃就吃什么(如滥吃野生动物),怎样方便就怎样做(如不使用公筷、随地吐痰 、饭前便后不洗手),对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置之不理。SARS的出现不仅猛烈地冲击着这种旧的思维方式,同时呼唤产生新的思维方式:必须预先考虑到后果,随后才选择怎么吃或怎么做,即把后果看作行为取舍的标准。这一思维方式才是健康的、文明的,也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样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根据:

首先,人们的“客观价值观”由以人为中心的片面的、非理性的“主体立场”向人与自然、社会高度统一的、系统的、科学理性的“客体立场”转变,进而带来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应变思维和应变能力。人类社会步人工业时代后,以人的欲望无限扩张为内核的物质主义和以人的意志过度放大为内核的“征服主义”,使人在永不停顿获取更多物质的对客观外界的征服和索取中,不知不觉地滑到了与自然为敌、从而反过来受到自然报复或惩罚的可怕渊薮的边缘。SARS使我们重新审视务实的、理性的、科学的、系统的主体一客体关系,感知古代先哲“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增进和谐减少冲突的伟大哲理,以及今天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新的定位——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系统式思维。

其次,人们的“主体价值观”,即人生或自身价值观,由追求片面发展或满足的“片面主义”,逐渐向如何做一个更加全面的、自足的、高尚的、助人的,高标准的个体修养发展和转变。思维方式转变的同时,一种最终以建构新的人文精神为目标的全社会共同成员的自我教育或修养方式,也势必逐渐自然形成,从而衍生出以健康、文明、科学、和谐为主要特征的,注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人的身心平衡,提倡重视健康、重视家庭生活为核心的价值观,重视教育和自我教育,最终确立绿色的、生态型、知识型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二)行为方式的审视

SARS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行为方式的标准或价值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行为方式反映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本质,反映着人对自身发展的设定;而人的行为方式是长期的、日积月累所形成的结果,因而有着它的常态。SARS肆虐,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这一常态的存在方式受到了质疑,因而引起了人们对自己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重新思考。人向何处去?如何达到理想的人性与人生?人们对自身行为方式的质疑,其蕴含的价值意义是深远的。首先受到质疑的,是人自身的生活方式。

果子狸

有一个认识误区需要指出:果子狸并不是SARS病毒的“罪魁祸首”,它是人们不健康饮食方式的“受害者”。SARS事件使我们相信,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将是艰难的、长期的斗争。因为,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很多因素助长传染病的传播,如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增加了人群的接触机会;色情服务、多性伙伴促进了性病传播;食品工业化生产中加温不足、消毒不严发生的食物中毒;医院中广泛采血、输血、透析引起的血源性疾病的传播;滥吃野生动物导致病原微生物在不同的宿主中进化繁衍;城市建筑过于密集,公共设施承载超负荷等。要改善我们的生存境况,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必须审视自我,养成科学的行为方式。

SARS冲击着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古往今来,广东历来是我国最开放的地区之一,广东人在当代高速运转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形成了快节奏、高紧张的生活状态,人们埋头于工作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休息被忽略了,运动也被忽略了。久而久之,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疲劳不但挂在某些人群的脸上,还融进了他们的躯体和血脉之中,亚健康人群增加,出现了“现代都市综合症”群体症候。SARS的第一警示就是告诫人们必须关注自身的健康,终日营营役役,须知健康无价。SARS阴霾驱去,许多人开门第一事就是健身去,参加全民健身运动的人多了。人们也更关注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进门洗洗手,饭后漱个口,吃饭用公筷,垃圾都包装好。过去人们生活中一些不卫生、不健康的生活陋习,或许正因SARS而得以改变。

SARS冲击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人际间的疏离;SARS期间,人们为了防患,也是出于无奈,封闭大楼,阻隔村庄,更营造了一种“距离美”。然而,人真的应该幽闭自己吗?远离他人,自己会不会变得更安全?都市人己经把自己一个个放进钢筋水泥筑造的精致盒子里,又用镀锌镀银的漂亮铁栅栏与外界断然分隔,可以很安心地睡觉了。SARS袭来,我们才一朝醒悟,原来我们做的这一切都不算明智。动物尚且不可离群索居,何况乎人!人与人的相处、人与人的交往实在是人生一大要事。人生面对的问题不仅太多,而且又太相似,往往还是共同的;与人交往,与人沟通,与人分享,这是我们在SARS过后很有启迪的一件事。

(三)人的自我完善与超越

SARS事件是危机,也是人们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良好契机。在抗击SARS战斗中,党和政府本着“执政为民”的态度,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实施切实的举措,对危机关头各个阶层的利益进行平衡,调节社会关系,鲜明地把人的生存、人的境况、人的需求、人的发展摆在显著地位,调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和热情,对危机的过渡和克服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价值取向既不同于我国封建时代开明君主居高临下、以巩固社稷为依归的“民本思想”,也区别于近代西方社会凸显人权、贬抑神权的人本主义,而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本质的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是在自然一社会一人的关系中认识人、关注人的。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从自然中来,然后又返回自然中去,这是由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决定的。茫茫宇宙,人类只属于地球,幸与不幸都无可摆脱。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真的可以把人引领出地球,那么,它首先就得寻找到或者复制出与地球相似的自然环境,到底人是自然环境的一部份,还是自然环境是人的一部份?抑或两者都是?这个问题可以留待人们慢慢咀嚼、慢慢探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人属于自然。既然如此,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与并非万物之灵的其他生物一样,都唯有亲近自然、善待自然。

人还在社会中生存,可能属于不同的人种和民族,也可能生活于地球上不同的地域和国家,但是,每个人只要降生世上他就融人了社会,融人了特定的族群、特定的文化,他的人生路必定要走上社会化的历程。人与社会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不但属于自然也属于社会,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拥抱社会,融入社会,人才可以成就自己。

其实,自然、社会、人是三者合一,互相定义的,在我们把自然、社会对象化的时候,人自身也同时被对象化了,三者必须在相互的观照中才可能得到确认。

工业化进程为人类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它也为人类积聚了严重的恶果。恶果之一是人从自然中出走。自然被物化之后从人的本性中抽离出来,成为人的目标猎物,仅仅为了攫取,人们不但变得冷酷无情,而且穷乎其技,肆意妄为,以冰冷的面目面对如此呵护他的自然世界。

恶果之二是人从社会中出走。工业体系一方面造成了人对物的依附,另一方面也造就了独立的个人,每个人对物的依附,末了都被量化为金钱,他似乎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经营为自足的个体,于是,社会被外在化了,它也被从人的本性中抽离了出来,成为人的对立物。在完成了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抽离之后,人的面目已变得模糊不清,最终,人从自我中出走,这也是工业体系制造的最为严重的恶果。

既然人可以背离自然、背离社会,那么,我是谁?人除了一己的物欲追求,再也寻找不到精神的寄托、道德的依据;如此境况中的人,唯有背离自己的灵魂,从自我中出走。“以人为本”新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造成的这般恶果的重新审视和批判,呼唤人性的回归,呼唤人的自我完善与超越。人将重握自然之手、社会之手,走上回归自然、回归社会的过程,重建三者合理的和谐。

SARS中,我们也看到了社会个体和群体自觉追求理想的人性与人生的努力。在抗非战斗中,广东省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找借口逃循或辞职不干的,他们不畏牺牲,救死扶伤,危难中彰显大医精诚;人们反躬自省,由他律走向自律,乱吃野味、不讲究个人及公共卫生等陋习少了,注重健康生活方式的多了,少了盲从,多了理性。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个民族在灾难中所失去的,总是以社会的巨大进步为补偿。当然,补偿不是自动降临的,如我们与SARS的斗争胜利,需要道德自律,也需要激发人在探索未知中的动力和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当我们超越疾病,超越灾难,不断征服,走向自由王国时,同样要满怀敬畏,应当承认科学的有限性,我们只是顺其规律,才走向新的彼岸。我们深信,无论是SARS,抑或是恐怖袭击,人类都有足够的智慧作出正确选择。

空荡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上,行车寥寥,只有那一身洁白闪着蓝光的救护车。图片来源见水印

把社会发展的目的落实到人,尊重人,关爱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新世纪的人本思想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于抗击SARS的整个过程中。SARS过后,我们仍然要追问: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构新世纪的人文精神?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说,需要确立如下的观念和机制。

(一)公共健康观

SARS爆发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传染病已不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SARS是新型传染病的缩影,它的肆虐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已经被控制现又死灰复燃的传染病或是新出现的传染病将一直伴随着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新的环境因素不仅会诱发慢性病,也同样会引起新的传染病流行,当今,传染病仍是危害公众健康的主要祸害。SARS促使我们在关注个体健康时,提高对公共健康的重视,并由此出发衍生出各种确保公共健康的相应机制。

从新人文精神的视野考究公共健康观,至少有以下方面的内涵:其一,健全社会公共卫生体系,追求“人人享有健康”的生命关怀。其二,在公共卫生领域,我们的主要精力仍要放在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上。其三,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长效管理机制。其四,由对生命的普遍关怀,衍生出对自然生态的全民关怀,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重建并举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性。

(二)以人为本的政府决策机制和社会应急机制

SARS过后,痛定思痛,启迪良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建构和完善政府决策与社会应急机制,增强我们应对自然灾害和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在我们致力于发展经济,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绝不可忽视危机管理,不可忽视突发事件对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干扰与破坏。

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SARS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政府很多工作及措施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失去了遏制疫情蔓延的最佳时机,陷入了被动局面。但历经SARS事件洗礼,社会各层面都深刻地认识到政府在建构决策机制过程中以人为本的重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以人为本有两点质的规定性:第一,它指的是全体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不是一部分人,更不是少数利益集团的人。第二,它指的不仅是当代人,还包括后代人。构建以人为本的决策机制关键是要确立两个基本点:

第一是依法决策。宪政精神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内涵,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使民众和政府清楚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对建立契约化的社会关系,建立公正自由的民主政治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在危机管理的制度建设中,依法决策突显人文精神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证应对危机的方法、手段和规范,要以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二是在确保危机管理合法性、有力支持管理实施的同时,提供新的管理思路。

第二是果断决策。面对可能对人民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的局面,决策必须果断。果断并不是武断,而是建立在科学依据上的决策。广东省在明确野生动物是SARS病毒的重要宿主后,迅速治理野生动物市场,尤其是捕杀果子狸,有效切断了病毒的传播途径,控制了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危机处理中,时间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及时科学决策等于及早解决问题。如果一味强调“慎重考虑”、“反复推敲”,极可能贻误时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中,建立和健全社会应急机制尤显重要。应急机制并非从权之举,也非一时之预案,其要旨在于保持和发扬举国体制之优势。我国有着特殊的国情,“抗非”一役,充分暴露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体制弊端。但也应看到,抗非战役中,广东乃至全国在人员、物资、设备和技术的支撑等方面,相互支持,不分彼此,密切协作,富有整体战斗力,表现出极高的效率。这充分说明,发挥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仍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它在动员、组织、聚合社会资源,应付重大 的突发性事件中仍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修正、完善社会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经济发展为人类生存提供物质基础,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然而,无论多么发达的经济,也并不等同人们的健康可以获得必然的保障。SARS事件警示我们:经济发展并不等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并不等于人的发展。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把人的健康纳入科学管理的视野,下大力气发展公共卫生事业,修正、完善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修正和完善社会医疗卫生制度,必须加大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树立“预防为主”的方针,改变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建国初期,我们在短时间建立了遍及全国的三级医疗预防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和群防群治,在经济困难,投入小的情况下,在遏制传染病流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后来,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将市场规则引入医疗卫生事业,我们的工作出现了偏差:国家减少了对公共卫生系统的投入,在实践中“重治轻防”。影响最深的是基层,特别是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发展滞后,医疗市场因过度市场化而导致群众“看病贵”。SARS及其后的禽流感告诉我们,构建、编织一张遍布全国城乡、运作高效、衔接有序的医疗卫生网络,这是健全的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为在这个社会,如果发生流行性疾病的威胁,就没有哪个地方是特别安全而可置身事外的,每个人的健康与安全得到保障,才有社会的健康和安全。

医疗卫生领域是大千世界的一处人道花园,是人类的福善之地,她承载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希望,这处花园不该失落。“修正”、“完善”医疗卫生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国家要加大对医疗卫生尤其是公共卫生的投入,避免放任医疗机构过度市场化,把以往片面突出的“医”和“疗”改为强调“预防为主”;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构筑保护弱势群体、农村和贫困地区的防火墙,化解社会风险,营建和谐社会。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社区开展全面排查。图片来源见水印

(四)建立诚信的社会信息公开机制和民主的舆论监督机制

在信息爆炸、资讯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信息的获得和共享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项基本需求,也是衡量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反思“抗非”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得不承认,在SARS发生初期,政府的公共信息传播存在着明显的机制缺陷,导致出现信息传播渠道不畅、资讯真空的状况,引发公众普遍恐慌,也引发国际舆论的诸多猜测,对政府构成了很大的公共关系压力,幸好政府予以及时纠正。

“诚实永远是上策”——这应该是反思“抗非”之后,社会信息公开机制须遵循的一条原则。“诚实”就是客观地、如实地公布社会公众关心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信息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选择了“上策”。

民主的舆论监督与信息公开有着紧密联系。一则舆论媒体是大众信息的载体,是信息的重要来源;二则舆论媒体从来就是以公开的方式发布信息的,有着高度的民主性和极大的透明性;同时,舆论媒体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往往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并发布出来。因而,对于建立信息公开机制而言,民主的舆论监督机制必不可少。它既可以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管,规范政府的行为,也可以维持社会言路通畅,使民众享有自主参与社会管理的表达权利,对培育公民意识,构建现代社会有重要的作用。

(五)自主的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随着冷战时代结束,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对话取代了对抗,合作取代了排斥。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从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谋求存异求同,共同发展的双赢和多赢机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由于自身的特点更应谋求这种合作。

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分国界。SARS事件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世界的安全越来越依靠全球各地的专家发现潜在威胁健康的因素,并具备当地及时处理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人们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引起AIDS的病因,而人们识别出SARS的致病病毒并完成其基因组序列的判读,只用了两个星期。除了科技进步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合作形式共享了信息。

以开放、自主的姿态融人全球化浪潮,是重建民族精神,顺应“和平崛起”,走向大国的历史呼唤。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开放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流动、人口流动和物资流动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通道,中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全球的问题。在全球化治理条件下,我们应适当扬弃过去以挨打、受屈辱的国民精神历史教育,摒弃划地为牢的观念和做法,在文化上、精神上建立更开放、更成熟的民族意识。SARS是一个契机,充分显示了我国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展示了一个走向开放、成熟的大国风范。

开放是国际合作的前提,开放才可以拓宽视野,开放才可以借鉴和吸收。中华民族以泱泱大国之民曾在历史上展现其广阔的胸襟,在交往条件极其恶劣的中古代,我们的先人就曾以丝绸之路、盐茶之路、陶瓷之路联结世界各地、各民族;在科技发达昌明、资讯交通便捷的今天,我们应当比先人做得更好。古希腊一位哲人曾用湖泊比拟希腊文明,有容乃大。而今,我们自主地走向国际,自主地接纳,就不仅是一片湖,还将是一片海。

新人文精神还必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SARS的大规模爆发将世界环境安全的困境、城市问题等突出地显现出来,促使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一)可持续发展观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了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据,并且把根据量化,惯常使用的是GDP,即国民生产总值。不过,仅只经济的尺度是不足以全面衡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还应有精神、文化的尺度和政治文明的尺度。当然,后面两个尺度不可能被简单地量化,同时,衡量社会的精神、文化、政治等进步也复杂得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社会学家的各种社会调查,把现实状况表达出来。单一尺度的发展观,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观。三维尺度的发展观,纠正其狭窄的目光,把视野拓宽到政治、文化领域,关注到社会发展的全面和协调,向科学的发展观前进了一步。

但是,我们还要再迈一步。SARS的爆发告诉人们,自然环境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因素。其实,早在SARS发生之前,人们就一再接到同样的警告,诸如森林面积减少、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递增,乃至大气中的臭氧层被破坏,全球性气候变暖等等,这样的报告不绝于耳,只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罢了。SARS对人的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其警示作用足够大了。虽然对SARS冠状病毒产生原因的研究还未有定论,但不少医学界人士认为,很可能与环境有关。我们应该关注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了。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与自然和谐,共同获得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谈发展一定不能离开自然的基础,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可超越地球的容纳度。在人口增长使地球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发展只能是满足人的正当需要而非所有需要。人的正常需要不是完全由人自身盲目定义的,生产力发展如果被用来生育更多的人口,并且用于满足那些违背自然精神的奢侈欲望和高消费、高浪费等“需要”,这必然超出地球生态系统的限度而使其崩溃。这从自然的角度看是缺乏正当性的。

也就是说,需要和发展等都要放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考虑,以维护自然与人及人类社会的平衡为依归。简言之,关注自然环境是与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发展的第四维视野,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否则,仍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观。

(二)环境安全观

善待自然,同时防范不良环境对人类的报复,这是现代环境安全问题的核心内涵。显然,这是对以往人类盲目地征服自然后果的一种反思。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其健康的关系实质上是生态平衡关系,疾病病因模式表明,任何流行病的发生发展或多或少地与环境发生联系,SARS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研究表明,SARS病毒是由动物宿主传给人的,但如果没有生态环境整体上的巨大变异,SARS不可能大规模流行。所以学界倾向于SARS事件是生态断裂的结果,在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上,它是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类自然伦理和社会伦理扭曲,千万地球生态圈结构及其一些要素和环节发生恶性变异的结果。所以环境病、城市病和生态病的发作,也是人文精神疾病的发作。

人类征服自然呈现全球性、快速性和空前破坏性的特点,致使自然界向人类发出了生存危机的警示。从现在起,我们必须摒弃轻视自然、以征服者姿态对待自然的恶劣态度,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做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必须节制生育和控制人口,倡导可持续消费,必须颠覆“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绿色生存观

绿色生存的现实指向是:从人与自然对立到尊重和遵循自然,不逆自然行事;从单向而无度地索取到合理利用、适时回馈自然,使人与自然双向平衡;从短视和短期行为到永续发展;从人类可持续发展到人与自然共同可持续发展,最终恢复充满生机活力的地球生态系统这一人类的家园。

绿色生存精神的提倡,要求广东在文化大省建设中,应充分调动包括教育、道德、企业文化建设和其他规范(如法律)等手段,使一度被忽视的自然精神重新长人个体和全社会,成为每位公民的固有需要和欲望。人充溢着自然活力,在自然中如鱼得水,这样的生活才是人应有的自然生活。树立这种生活观是新人文精神构建的重要内容。

绿色城市理念与绿色生存观紧密联系。SARS首先在我国城市的环境下触发和迅速传播的,主要流行于人口密度较大的大、中城市,暴露出城市发展中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问题的严重性,是“城市综合症”的通病性缺乏系统性医治的表现,是城市发展观偏移的后果。作为工业化基地及人类文明象征的城市,己成为人类主要居所,城市生态系统构建对公共健康和人民健全的生活的关系日益重要。绿色城市理念立足于人的本性及其实践的本性,将城市看作人类实现其本性的实践和文化成果,促使人们同时关注居所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及两种属性的融合,具有概括人类从灰色的生态系统走向绿色的生态系统,即人与自然和谐这种理想指向。

(四)善待自然和回馈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提倡的“两个和解”,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可看作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萌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人与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共生关系,使“人是什么”的古老命题有了更新的内涵。SARS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自身的自然属性,认识到自然是人的本质之一。这是因为,从人对自然的依赖来说,所有具有自然价值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学家证明,人类文明建立在浅浅的一层表土之上。不仅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基础仍在于此。而从人本身来考察,人的需要中最基本的是对于自然各方面价值的需要,如空气、水、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等等。它们不仅溶人人的血肉中,而且深入人的灵魂。

正因为这样,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人类与自然的这种系统关系,要求人类不能征服自然,而只能利用自然,在生态系统保持平衡及活力的前提下改造自然的一些形态,实现物质的良性转换而为人所用。人是自然进化金字塔的顶端,既食肉又食草。但在生态学上,特别是在地球总体生态系统这一高度上,要增添新的内容,要设立底线,同时又要有崇高的追求。底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人是自然的价值进化,趋向平衡及系统化的产物,破坏系统 的平衡,最终结果是毁灭人类自己。这样就衍生出一种崇高的理想,如马克思的人同自然界的和解,现代思想家提倡的恢复生机勃勃的地球家园。这种理想其实也就是自然之道本身:在地球的条件下,价值总是趋向和谐、有序,它使价值不断增多,生物日益多样化并趋于协调,生成欣欣向荣的地球;生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生成金字塔顶端的人类,但所有物种又能并存,且互相贡献和得益,这是共生,是自然生态系统(包括人类于其中)的最佳状态,也是我们善待自然的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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