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苏振兰 | 毛泽东与《毛泽东选集》

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

1951年3月初，毛泽东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交待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

经过一番奔波，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协助毛泽东工作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

1950年7月，苏联理论家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对这件事，过了8年之后，毛泽东曾当面对尤金说出原由：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朝鲜战争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兄弟党和其他各国党对我们的怀疑。”

尤金来华后，对毛泽东的著作大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后，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

因而，《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同年12月18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

各篇取舍，经毛泽东“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他参加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和校订，并为一部分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有些题解和注释，与正文具有同等的文献价值)。”

毛泽东对自己文章的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着“此件不用”四个大字。

经过全党理论精英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106.6万册。

当年10月12日，出版总署召开了一个庆祝会，在当天的日记中，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有如下记载：各篇取舍，经毛泽东“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

尔后，在毛泽东亲自把关下，《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长征、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三人围绕《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进行了一番对话。

长征问了一个国内外都关心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又重申自己的文章不是“一气呵成”：“因为我怠工，所以拖迟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按原定计划，《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但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置下来了。不想，这一搁置就是6年之久，且出版后内容也仅限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强攻锦州（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

1960年1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杭州抵达广州，在这里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全部正文。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主要为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它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记录，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

毛泽东对这一卷特别偏爱，曾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我们这位委员长。”在通读第四卷时，毛泽东显得特别兴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油然而生。

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正值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之后，彭德怀的名字和他的战绩，能不能写到《毛泽东选集》里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敏感的问题。

为此，田家英专门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明确回答:“应该写，过去那一段应该承认。”因这一卷军事方面的注释比较多，涉及四个野战军和华北部队等，所以由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挂帅，请三位元帅、五位大将参加了注释工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于1960年9月出版，随即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学习热潮。至此，作为毛泽东思想最集中的代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全部完成。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报告。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不仅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对此，毛泽东本人一贯有着清醒的认识。

•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作报告时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谈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时说过：“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
  
• 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
  
• 1964年3月24日，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人汇报时，毛泽东仍然深情地说：“《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先后被译成各少数民族文字，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选集》也被一些国家翻译出版，其外文版达几十种之多。

早在1962年春天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校订工作就着手进行了，后因“文革”而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二三十年来史料收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对注释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增补，于199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至四卷。

（来源：“领导文萃”微信公号，原载《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