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兄弟”的本质差别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及其《续话》、《三话》中，多次谈及“二周兄弟”，即鲁迅先生与周作人的关系，这的确是个非常吸引人，而且又特别典型的问题。二周是出生在同一时代、同一家庭的亲兄弟，开始的经历也相似：留学日本，研究文学，回国在北京当大学教师，甚至在五四运动初期还曾一起战斗过。然而后来却分道扬镳：一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铁骨铮铮，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中国人民的旗帜；另一位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可耻的汉奸。

　　“二周兄弟”差别的根源何在，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怎样造成的？在张中行等人看来，“多少年来，对于兄弟二位的殊途不同归，求本溯源，我总觉得，有个思想深处的距离不容忽视，那是：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入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这提到观照人生的高度说，兄是偏于信的一端，弟是偏向疑的一端”。这就是说，二者的差别是出于“性格差异”：一个热，另一个冷；一个是信，一个是疑。这种观点，不过是抄袭詹姆士和冯友兰的旧说，“哲学家可依其气质，分为硬心的和软心的”，前者如柏拉图、孟子；后者如亚里士多德、荀子。这种观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中看，都是难以成立的。

　　观点尽管不对，但是张中行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引述的二周的两首诗，倒是很能代表二周兄弟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道德人格：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前一首是鲁迅的，后者出自周作人。细细吟味，我们发觉，这确是两首极其典型的诗，反映出作者的心理态度：鲁迅先生念念不忘的是“慈母”和“朋辈”，他始终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同恶势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怒向刀丛觅小诗”；周作人则是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置人民群众利益和命运于不顾，试图游离于社会之外，自己去“玩骨董”、玩“小摆设”，或者最多邀请三两“知己”，躲在书斋里喝“苦茶”。总之，他们之间的根本差别，不是或主要不是性格上的热冷或信疑，而是在激烈的现实斗争中，自己究竟置身于何处，同什么人站在一起，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还是只关心自己的享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此，而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判定古今人物品德情操的根本的或首要的标准。

　　至于二周兄弟的最终结局和下场，其实也由此而定。周作人后来做汉奸，不是偶然的，是他过去多年来一直脱离群众、冷淡革命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发展的结果。郑振铎先生在《惜周作人》一文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他指出周之附逆，“其近因，是为了阴历元旦的时候，有几个青年人去找他，向他开了几枪”，其远因是抗日“‘必败论’使他太不相信中国的前途，而太相信日本海陆军力量的巨大。成败利钝之念横梗于心中，便不能不有所背、有所从了。同时，安土重迁和贪惯舒服的惰性，又使他设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令他不能不选择一条舒服而‘安全’的路走了”。还可以对比，当时的郭沫若就在日本，受到日本当局的监督和压制，困难比周作人多得多，危险比周作人大得多，但是就在那种严酷形势下，他还是毅然地“别妇抛雏”，秘密化装回国，坚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洪流里来。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置事实于不顾，那么爱周作人，特别是他身上的缺点错误，甚至对他的投敌当汉奸也无限同情，对于他的可耻下场无限惋惜，唏嘘不已，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但是对于鲁迅，对于郭沫若，却又那么冷漠、挑剔，怎么看也不顺眼！这恐怕还是立场、观点使然吧。至于张中行等人关于“世间应否允许一个人闭户消沉”的质疑，以及他认为批评周作人“远离争吵的闲适”为“不合宪法精神”，则实在是强词夺理，荒唐得可笑。难道我们批评周作人当年的所作所为，只是因为他“一个人闭户消沉”和“远离争吵的闲适”？不是，是他以“闲适”为名，积极宣传、拉拢和腐蚀一些人逃离和反对革命；是他“挺身而出”去当汉奸，连一些原来的北洋军阀，如吴佩孚、曹锟也不如。这种叛国行为，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宪法精神”都是不能允许的。

　　也许张中行等人有一点说得不错，即衡量某个事物，还可以有一条 “人文主义”的标准，“凡有助于人类趋向文明的事物是好的，反之是坏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承认周作人早期对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一点贡献。然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这一辩证法是难以违背的。周作人在其一生的关键时刻，作了汉奸和民族的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铁的事实，谁也不能为他翻案，倒是那些无限同情他的人应该想想，自己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应当从他那里吸取什么教训。

　　（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前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