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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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轴线申遗是一个老话题了，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这个话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那时候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大的进展。2017年北京市又重新提起中轴线申遗的问题，关注的人也比较多，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相关问题。

　　中轴线申遗恐怕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我们在2012年讲到中轴线申遗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读者提出了问题：我们的中轴线现在到底还保留了多少东西？能不能申遗？为什么申遗？这次我试着来回答一下。另外，为了说清楚中轴线的事，我在前头加了两块内容，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申报世界遗产。2017年7月，厦门的鼓浪屿和青海的可可西里申遗成功，申报完以后，有人问花那么大精力申报世界遗产到底为了什么、有什么回报。现在一谈到我们要做一个事，大家很容易就会讨论回报到底是什么，也许很多人认为，既然投入了总要有回报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谈谈世界遗产的重要性，以及世界遗产的发展和变化。第二，1987年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有六处被列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到2017年正好是30年。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世界遗产的申报给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什么。结合以上两个方面来说明为什么我们现在那么关注世界遗产的问题，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世界遗产还是一个比较热的问题。有些媒体报道认为申遗好像就在中国很热，其他国家不热，是不是这个情况？第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来谈谈北京中轴线申遗的重要意义，比如带动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带动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等。

　　一、以人类立场保护世界遗产，承担历史责任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85年，我国加入《公约》，意味着自愿遵守《公约》，愿意承担一份历史责任。

　　我们开始讨论遗产保护问题，或者文物保护问题的时间不是很早，大概是从清末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的。在世界范围内，遗产保护发展得也不是太早，比如欧洲大概是从18 、19世纪开始保护历史建筑的。最初，各种保护历史遗产的观点被提出，后来人们逐渐比较正式地施行保护措施，特别是通过国家立法进行保护，我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项工作的。

　　大家也知道，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有两次大的战争，全世界普遍受到影响，并面临大规模重建。在这个过程中抢救了好多文化遗产，有些太重要了。比如说埃及。埃及的命脉是尼罗河，但是尼罗河经常会泛滥。20世纪50年代，埃及要发展经济，他们的想法是在尼罗河上修一个水坝，把水“管”起来，但是修了水坝以后，很多重要的古迹就会被淹没。建设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古迹的保护也很重要，当时全世界大概有50多个国家表示支持埃及保护文物。

　　上面我放了几张照片，里面有一座神庙就在被淹没的范围内。实际上尼罗河的阿斯旺水坝淹没的文物还有很多，神庙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埃及没有足够的技术对这些文物进行保护，当时全世界都一起援助它。除此以外还有威尼斯。大家看右上角的4幅小图，20世纪60年代，由于周边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用水，威尼斯出现了明显下沉。于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提出要保护威尼斯，同样是全世界一起支持，提供技术来保护。再比如巴基斯坦和意大利，当时都没有那么强的能力来保护本国的文物，都需要其他国家的帮助。这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另外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这个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了出来。20世纪60年代末，有人指出大量使用杀虫剂会造成对生物物种的破坏，由此引出对类似的环保问题都需要特别关注。在此大背景下，大家就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同视为对人类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内容，一同保护起来，于是就有了《世界遗产公约》的诞生。

　　《世界遗产公约》要保护的是什么？一是人类文明的成就，二是我们生存的环境。保护人类文明就是保存人类的记忆。当然，现在我们对其他物种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人类能够成为世界上最高等的物种，是因为人有记忆，有文明的积累，而其他物种没有。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地球，让人能够在宜居的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保护人类。《世界遗产公约》中提到，考虑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被破坏的威胁，考虑到这些遗产的损失是人类共同的损失，所以我们有责任团结起来，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不管哪里出了事都会对你产生影响，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站在整个人类的立场上，来保护我们共同的，对我们的生存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东西。另外，20世纪70年代，各个国家的保护能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国家在经济、技术等方面都有足够的资源，有些国家没有，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很多国家还是缺乏这样的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没有足够资源去保护遗产的国家，我们也不能听任他们的遗产逐渐消亡。这就需要全世界团结起来帮助这些资源不够的国家，一起来做好遗产的保护，这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这是《世界遗产公约》提出来的。

　　《公约》定义了什么是世界遗产。从价值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要具有世界性价值。这一条跟我们后面要讲的北京中轴线有关，要搞清楚北京中轴线是不是有世界性价值。中国有自己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级的；北京市有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是市级的；那么对于世界来说，世界遗产就得是世界级的，具有世界性价值，是放到全世界都很重要的。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讨论世界遗产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图，说明了世界遗产的三个支柱：一是要符合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世界遗产有10条标准，其中偏文化的有6条，偏自然的有4条，要看你是不是符合其中的一条标准。二是看你的东西是不是完整、真实，是不是具有你说的价值。有时候对世界遗产来说，重建、新建的东西就有问题，比如明明是今年刚建的东西，说成是明清古建筑，这个就不真实。三是有比较好的保护状况。如果你根本不能保证遗产得到比较好的保存，那么列入世界遗产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在列入世界遗产之前，你要先努力地去解决它的保护状况问题。这三个基本支柱我们在讨论北京中轴线的时候都会涉及。

　　《世界遗产公约》刚公布的时候，反响并不像今天那么强烈，从1972年通过《公约》到1976年，4年里只有25个国家加入，而全世界差不多有将近200个国家。但是世界遗产的发展很快，从1976年到2017年，将近50年过去了，加入《公约》的国家已经达到一百九十多个，基本上全世界都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成为了世界上缔约国最多，影响最广泛的国际公约。这意味着《公约》提出的关于世界遗产的观念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甚至几乎是全部国家认同。原来大家可能还有一些顾虑，遗产保护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今天大家已经不这么看了。

　　1978年公布了第一批世界遗产名单，一共12处地方，分散在7、8个国家，到2017年增长到1073处。分散到45年里来看，这个增长速度好像不是特别快，这实际上是因为世界遗产要以世界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大家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遗产数量增长过快，是否会影响人们对它的价值认同，所以对申遗一直卡得很紧，以前一个国家一年能申请两处，从2018年开始就只有一处了，控制得越来越紧。另外每年处理遗产申报的总量，2017年是45处，这还是允许上会讨论的数量，每年能成功列入的大概就是20几个地方。2017年时一共有1073处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832处，自然遗产206处，既符合自然遗产标准又符合文化遗产标准的有35处，比如我国的泰山、武夷山，都是既是自然遗产又是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大致分布在167个国家里，所以申遗是具有广泛性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还有20几个没有申报世界遗产的国家，这几个国家就没有任何具有世界性价值的东西了吗？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

　　上面展示的都是第一批世界遗产。加拿大有两处。还有一个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南美小国，叫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加入《公约》的时间比较早，它也有两处。另外，埃塞俄比亚有两处，美国有两处，德国有一处，塞内加尔有一处（是和奴隶贸易有关的）。波兰有两处，一个是它原来的首都，老城克拉科夫，另一个是它的盐矿。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二、世界遗产该怎样保护？如何定义？

　　一开始我们讨论世界遗产保护的时候就像讨论文物保护一样，就是要把它保护好。自然遗产可能有差别，至少文化遗产是这样。所谓保护好，即让它尽可能留存下来，让世世代代都能够看到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没那么简单。第一批世界遗产包括两个古城，一个是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城，一个是波兰原来的首都克拉科夫。城市里都有人生活，不能被完全固定，人口要增长变化，人们的生活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城市里还有产业，是一个活的东西，再加上后来逐渐地又有很多城市列了进去，这该怎么办？我这里列了一些城市。

　　比如说埃及的开罗老城，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等。我们不能套用保护故宫的方法来保护平遥古城，也不能套用保护周口店的方法去保护丽江古城，因为人生活在里面，大家开始讨论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保护方法。国际上的保护机构和组织就开始摸索到底这种具有活态生活对象的老城该怎么保护，在20世纪80年代时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这里我们就不特别展开了。我们的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二十几年，它们走过的路程也很不简单。

　　1988年，当时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叫马约尔，是个西班牙人，他发动了一个“文化十年”项目。此前，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对垒，没有打仗，但意识形态的对峙非常尖锐，我们把那一阶段称为冷战时期。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了，以苏联为首的阵营逐渐垮掉，这个时候全球化浪潮开始了。从教科文组织的角度来说，怎么把保护跟当时的时代发展融合在一起？马约尔就提出要充分认识发展中的文化维度，注意发挥文化对发展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想象，两个阵营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之后，大家仍然会有很多矛盾和冲突，教科文组织就希望通过文化对话让国家之间能够逐步了解、相互理解。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各个文明间的相互交流，在历史上就有，比如古代的丝绸之路。他们其中一个重大活动就是重新发现丝绸之路，组织大规模国际考察，重走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从威尼斯出发。阿拉伯的一位国王贡献了一条邮轮，从威尼斯一直开到日本大阪，途经所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地区和国家。他们到了泉州之后都特别兴奋。我国的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也跟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相呼应，我们现在的“一带一路”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是从古代智慧中得到的启发。2014年，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项目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重新发现丝绸之路这个项目促成的。这是马约尔和他发起的“文化十年”活动。当时他还给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过去二十年间的实践证明，无论任何经济发展水平或政治和经济导向的社会，都不能把文化从发展中分离出来”，他强调了文化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无论人民是否意识到，文化都是任何个人和群体生活、概念的一个固有的部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活态的储备，它形成了多少个世纪以来反映人类独特创造性的价值、传统和趣味的体系，因此文化必将反映在经济活动当中，并决定社会生产过程的优劣之处”。这段话讲得很好，道出了文化对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越来越多，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遗产都集中在某些地区或类型里？比如欧美的遗产就特别多，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像我们开始看到的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他们的世界遗产申报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了，这怎么行呢？于是大家开始反思我们现在的世界遗产的标准是不是不够全面，不能真正反映人类整体的文化发展，还有一些类型我们没有涵盖到。之前我们比较关注建筑的东西，但是人类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不仅仅是建筑，可能还有一些重要的观念和信仰，那怎么办呢？1992年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由头是新西兰申报的一个自然遗产，叫汤加里罗国家公园，里头有很多火山。

　　火山对当地土著来说是很重要的信仰，但是它没有什么建造，你说它是一个多老的遗迹？里面也没有房子。所以新西兰就把它报成了一个自然遗产。报了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说这个东西对当地人来说是有文化价值的，你为什么不考虑它的文化价值呢？就让新西兰好好分析分析文化价值。后来新西兰人经过反复讨论以后提出，它确实有一些文化价值，是跟当地人的信仰有关的文化价值。后来世界遗产委员会赞同了他们分析的结果，把它列到了既有自然遗产价值又有文化遗产当中的信仰价值的那类，因为没有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我们就把这个类型称为文化景观。

　　随着对文化景观的研究，我们又逐渐把它分成了三个类型：一种是由人设计创造出来的景观，比如说苏州园林。还有一种是在人类生产活动中逐步形成的，比如哈尼梯田。一直种地，梯田越来越发展，然后漫山遍野的梯田变成了一种景观。最后一类是人通过关联性赋予其文化价值的景观。比如珠穆朗玛峰，在藏族人心中它是一座神山，虽然我们没有在上面建什么东西，但它就是具有神圣的意义。汤加里罗国家公园也属于这一类别。后来我们陆续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景观，比如，1995年菲律宾申报的梯田项目；1996年我们申报的庐山国家公园；1994年澳大利亚申报的乌鲁鲁国家公园，它原来也是自然遗产，后来新西兰申报以后，澳大利亚觉得他们的那块大红石头也是当地土著的信仰，具有文化价值，所以也申报成功了。还有墨西哥龙舌兰种植园、法国的葡萄园，都是文化景观类型。

　　我国以文化景观的形式列入世界遗产的项目有2009年的五台山，2011年的西湖等。如果没有文化景观的概念，我们想不到把西湖列到世界遗产里，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它作为一个国家保护的对象该怎么保护。西湖是风景名胜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保护。2013年，我们有红河哈尼梯田，2016年是花山岩画。

　　下图是英国的一个文化景观项目。

　　申遗成功之后，有些媒体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才对这些东西那么关注，人家发达国家就不关注，比如说英国。还说英国停止申报有多少年了，是这样吗？其实不是。2017年7月，英国的一个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叫英国湖区，这个项目从开始申报到最后列入用了多少年时间呢？整整30年。这意味着英国花了30年来研究它的价值，中间反复申报，反复不成功。英国是一个遗产保护比较发达的国家，它能有这么大的决心和毅力，一处遗产反复研究，连续申报了30年，足以说明世界遗产其实是一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再说美国，美国虽然退出了教科文组织，但没有退出《世界遗产公约》。

　　2000年以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的主题词，联合国通过了《千年宣言》，从2000年到2015年，要用15年的时间把世界的贫困人口减少一半。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我觉得中国是做了巨大贡献的，我们通过各种扶助政策让很多贫困人口脱离了贫困线。《千年宣言》里还提出了跟世界遗产有关的内容，尽管人类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和信仰，但仍然要相互尊重，另外还讲到了尊重自然的问题。联合国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强调保护文化多样性，要促进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因为没有和平，没有文化的相互尊重，文化就会冲突，文明就会冲突，有了冲突就没法发展，这点我们都知道。遗产保护能推动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推动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和和平建设，所以他们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提了出来。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把日本的经验推荐过来，在其任期内，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文化多样性其实是表达方式不同，强调的是创意。基于2005年的《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了一个创意城市网络，北京也是这个创意城市网络的成员。北京的设计能力极强，每年在设计方面所获得的产值都是极高的。那么这两个公约实际上把世界遗产分成了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把文化和创意结合在了一起，偏重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这是我的解释。当我们所要保护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东西，还包括非物质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世界遗产的标准一直在调整。

　　上图分别是1977年和2005年版的执行公约的具体细则，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细则中列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很大变化。以第二条为例，1977年的时候说的是“在一段时间内或世界文化区域内，对建筑，纪念性雕塑，花园和景观设计，相关艺术或人类住区的后续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了2005年的时候这条标准就变成了“在一段时间内或在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价值标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前面我们提到过真实性，上图分别是1977年和2005年对真实性的判定标准。1977年的判定标准是看它是不是原来的设计、材料，原来的工艺、环境；而2005年的时候判别就变得更复杂了，除了外形设计、材料和实体之外，还有用途和功能，传统、技术和管理体系，位置和背景环境，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遗产，精神和感觉，其他内外因素等很多项。

　　基于各个文化间相互对话交流、相互尊重的出发点，教科文组织开始鼓励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申报相似的项目，叫鼓励跨国申报。截至201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跨国申报项目共有37个，其中，2000年到2017年有23个。这些项目是各种各样的，比如下图左上角的北欧大地测量体系，是用来画地图的。这是由十个国家共同申报的一个项目。还有6个国家申报的南美印加文化带，是跟我们的丝绸之路一起申报成功的。2016年欧洲有一个原始森林的自然遗产项目，横跨了12个国家。

　　2007年，教科文组织在原有的全球战略中特别增加了社区，强调了社区在遗产保护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2年，他们组织推动了一个“评选世界遗产最佳实践”的活动，最后评上的是菲律宾的古城维甘，表扬词说他们的社区和市民全面参与到了世界遗产保护中去，发挥了充分作用。由此可见保护遗产不仅是政府的事情，社会社区的参与也非常重要，最佳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希望其他的遗产地向他们学习。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世界遗产保护已经转向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博科娃在2012年纪念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纪念活动中提出了一个“京都愿景”，她说：“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地球面临着巨大挑战，我们意识到这种挑战是为了确保其可持续性，我们相信以人为本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是提供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确保社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关键学习模式的机会。遗产的概念是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基础，因为遗产源自社区及其环境之间的动态和可持续的相互作用，承认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多样性，以及平衡分享其使用所产生的利益，增强地位和归属感，相互尊重他人和集体目的感，这有助于社区的社会凝聚力。”2017年鼓浪屿列入世界遗产之后，博科娃在金砖会议期间专门到厦门去给鼓浪屿发了证书。后来我们俩谈到鼓浪屿的问题，她说，鼓浪屿这么小的一个岛，但是价值这么大。它的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教会了我们不同的文化可以和平共处、相互融合，并最后产生出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新的文化。我想这也是今天世界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

　　世界遗产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定了一个标准就永远是这个标准。世界遗产的发展在适应今天社会的发展，在努力地和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或者说，它正在成为我们今天可持续发展的一股支撑力量。这是第一个问题，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世界遗产。

　　三、世界遗产推动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那是《公约》推出以后的第13年。提到为中国加入《公约》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一定有这四位先生：北大地理系教授侯仁之先生，原建设部住建部顾问郑孝燮先生，生物学家阳含熙先生，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

　　侯仁之先生在国外开会时了解到《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回国之后就说我们中国得加入，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大国，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文物，我们怎么能不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呢？接着他就联合了其他三位先生，以中国政协委员的名义提出一个议案，就是中国要加入《世界遗产公约》。随后，在1985年中国就加入了这个公约。

　　1987年，我们开始申报世界遗产，当时报了七处，有六处顺利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故宫、长城（包括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等几个主要段落）、秦始皇陵、泰山、敦煌、周口店猿人遗址，光是北京就有三处。

　　1987年以后，我们陆续又有很多重要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比如黄山、九寨沟、黄龙、武陵源；武当山、布达拉宫、三孔、承德避暑山庄；庐山、峨嵋山、丽江、平遥、苏州园林；还有天坛、大足石刻、武夷山、龙门石窟；再到我们的西递宏村、皖南古村落、明清皇家陵寝、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高句丽古迹。

　　2004年，中国主持了一次世界遗产大会，是在苏州召开的，这对我们认识世界遗产有极大推动作用。陈至立在会上致辞，当时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章新胜先生，以及时任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松浦晃一郎也来参加了大会并致辞。在大会上，中国对世界遗产的发展都做了什么贡献呢？比如说我们提出要增加自然遗产的名额。我们对当时世界遗产的状况做了分析，发现世界遗产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特别是文化遗产数量极大，相对来说自然遗产数量很少。于是我们就在大会上提出希望增加自然遗产的申报数量，具体措施是把世界遗产定为一年可以申报两项，其中一项必须是自然遗产或自然和文化的混合遗产。后来我们这个建议被通过了，我国也一直在推动相关工作，我们的大熊猫、南方喀斯特、三清山、澄江化石群、中国丹霞、神农架、可可西里相继列入世界遗产。

　　可以说，对自然遗产的申报是我国2004年以后的一个重大课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遗产都是在这个时候申报成功的。那么除了自然遗产以外还有文化遗产，比如开平碉楼、福建土楼，表现我们商代文明的殷墟等。

　　随着申遗的项目越来越多，这些世界遗产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原来我们比较关注的是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类型，现在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有一点变化，从原先那些内容扩展到古村落保护。如今古村落保护在我们国家已经是一个极其热的话题，工业遗产的保护也很热。另外到了20世纪，我们要保护的世界遗产太多了，比如北京城里的好多民国时期的建筑，如清华的老校区。还有文化景观，线路类遗产，我们知道丝绸之路申遗成功了，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四川和陕西联合起来花了大量的精力保护蜀道；还有一个大项目叫万里茶道，是过去茶叶贸易的线路，从中国南方一直到俄国圣彼得堡；另外我们还在做长征线路。这些努力不仅促进了世界遗产的线路遗产类型保护，还使得我国对很多遗产对象产生了新的认识。

　　2006年到2014年，国家文物局和无锡市政府每年都会联合组织关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论坛，每次讨论一个专题，这一举措促进了国内很多遗产保护类型的发展，比如论坛关注过工业遗产、乡土遗产、运河遗产的问题，20世纪遗产的问题、文化景观、文化线路、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还有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建设等问题。

　　前面我们说对工业遗产的保护是最近一个比较热的话题。比如首钢搬迁以后，那么一大片厂区该怎么办？是简单地把它都拆了，变成开发区，还是应该更好地保护它们？以我们对工业遗产的认知，当然应该更好地保护它们。现在到首钢去，你会发现那里被保护得很好。首钢原来的一座旧楼被改造成了冬奥会的组委会，我们没有再盖新的建筑，而是通过改造旧楼作为总部，这就是可持续发展。还有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江南造船厂要造很多高技术的舰船，但是它原来的场地不能适应这种要求。黄浦江上架的桥使得江南造船厂不能建大型舰船。所以后来上海市就把它搬到了出海口的岛上去，腾出了大片土地。那么原来的厂区怎么办？也要保护下来。后来这片区域也很重要，做了世博会的场馆。这些想法都是在工业建筑保护的观念下产生的。包括像钱塘江大桥、外滩等建筑，后来都被列入保护之内，当然也有人对它们的价值抱有质疑，说它们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外国人建的，提出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否合适等问题。随着世界遗产发展的推动，经过讨论，我们也把它列了进去。

　　五台山申遗的时候，我们首先讨论的是它的建筑价值。因为五台山保留了最早的唐代建筑，基于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的概念，我们认为建筑价值是它遗产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在建筑价值方面我们就得跟很多国家做比较，比如日本。同一时期，日本的奈良和京都保留了不少隋唐时期的建筑，我们得证明五台山的唐代建筑与他们的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相较日本，我们保存的建筑体量比较小。后来我们就在想五台山有没有什么更突出的价值呢？就又提了它作为佛教圣地的价值，它是文殊的道场。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自己说的，是《华严经》中写明的，这是一个在佛教发展史上影响极大，没有人能够替代的价值。我们周边的很多地区，包括日本，还有很多小五台山，都供奉着文殊像，当时还有很多日本僧人专门到五台山来学习，因此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地位是确凿无疑的。五台山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一直在传承。申报的时候，我们就强调了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地位，世界遗产委员会也认同了这种价值，最后五台山毫无异议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另外还有登封，它有什么价值？大家会发现它用了一个很独特的名字，叫天地之中建筑群。中国人讲究“中”，哪里是中要有一些测定。怎么测呢？周公提了一个方法，测影子。他在全国范围内测，最终发现登封是世界之中、天地之中，于是就把重要建筑都往这里集中。直到现在我们还保留着周公测影台的遗迹，在它后面还有元代的观象台。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就用了这么一个名称来反映中国人的哲学概念。

　　西湖是一个文化景观，但它并不完全是人工的，而是一个人工和自然融合的产物。我们文化中有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杭州是西湖周边的主要区域，所以西湖相当于一个人们理想中的生活世界，自然也是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后申遗的元上都是反映了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传统遗迹；后来的哈尼梯田则反映了人类怎样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凭借毅力创造了一个和环境结合得那么好的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生计。这对今天的人类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或者说是一个很好的古代范例。我们的大运河，刚才多次提到的丝绸之路，后来提到的土司遗址和花山岩画也是如此。

　　2017年鼓浪屿申报以后，国内的主要媒体做了大规模宣传，这是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鼓浪屿申报成功以后作了一个批示，他说“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鼓浪屿就是这样一个遗产，它之所以能保存下来，还被保护得那么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和当今世界的遗产保护观念结合在了一起。鼓浪屿在申遗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社区参与的问题。以前我们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大多数由政府去执行，政府决定申遗了之后怎样保护，该整治的整治，该清理的清理。但是鼓浪屿不能这么做，它的情况跟其他自然的申遗地不同。鼓浪屿是活的社区，有大量的人生活在里面，有商家、旅游的人，构成极其复杂。其实对北京的保护也是如此，非常复杂。对北京的保护不是只靠政府，每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认可这个东西有价值，需要保护，那么政府保护起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甚至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世界遗产保护同时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世界遗产到底有什么价值。

　　2013年，我们在哈尼梯田组织了一次会议，从世界遗产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可持续发展。人的生活需要不断改善，不能因为成了世界遗产，就让人家活在过去的世界里，这样是不行的，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保护的问题。对于考古遗址，原来我们划一片地保护起来就可以了，现在不行，现在我们要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要为城市提供一片绿地，提供一片可以介绍古代文明的区域。考古公园的建设在全国方兴未艾，不断发展，截至2017年已经有36处了，比如说像成都的金沙。金沙就是由一个考古遗址发展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变成了成都的名片。大明宫遗址也是一样，它现在变成了西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我们的生态博物馆、遗产地，其实都应该具有这样的功能。鼓浪屿就是既是世界遗产又是社区博物馆，每幢房子都在讲历史，居民全面参与保护，这种模式也是将来北京发展的一个方向。

　　四、对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思考

　　北京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城市，已经申遗成功的有周口店、长城、故宫、十三陵、颐和园、天坛、大运河。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多世界遗产，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中轴线呢？一位城市规划专家说地球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就是北京，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好的渠道来说明北京城，或者说中轴线的价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城的发展，下图是北京老城的一个大概的示意图。

　　北京老城，也就是二环以内的这一片地方，实际上是元代开始建设的。元灭金之后重新选了一块地方开始规划城市，选的是金章宗的行宫，就是我们现在的六海区域。这就是我们北京800年建都史的开端。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城址稍有变化，向南推了一点，但大体上的位置关系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元大都的建设是经过周密规划的。当时有很多很重要的设计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比如用哪里的水，如何引水。我们的城市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城市很多是从一个点自发生长出来的，跟水、河流、码头这些关系特别密切，比如巴黎、伦敦；但是北京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出现的，是在规划的基础上建设出来的，中国的长安也是如此，不是先想着农业、工业的发展，建立住宅区，而是考虑它作为一个统治中心，把宫殿建在最中心，以宫殿为起点来规划城市。元大都的时候中轴线就出现了，它先建了一个中心之台，又在上面建了中心之阁，然后围绕着它开始规划、建宫殿、建中轴线，让城市的两边是对称的。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元代城市遗迹，还有东四十条一条到十条的一片胡同，还是保持着元代城市的基本格局。下图是元大都的大致平面图。

　　看上图我们会发现，虽然城建得很大，但是元代都城的北部很荒芜。那时候马可波罗到过元大都，并对其有过一些描述，说它是多么繁荣，实际上元大都的北线，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邮电大学附近是比较荒凉的。现在那里有一个北土城遗址，即元代北城墙的遗迹。这个城墙到了明代的时候就废弃不要了，后来城墙就推到了现在的二环一线，所以整个城址向南推了。元大都有一条明显的中轴线，城市布局基本是围绕核心部分的宫城左右对称的，这源于元大都规划的时候力图体现出统治国土的正统性，从规划构思方面来说，和《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很多城市规制是相符的，比如“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左边放祖庙，右边放社稷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明清的北京城也是这样一个格局，把宫廷放在进入大城之后离南门比较近的地方，把市场放在宫廷的背后，也就是后来的什刹海一线。大运河水系一直延伸到那里，运到北京的货物就在那里下船交易。明清时，南城也出现了一些为市民服务的市。从元大都的整体规划上来说，它是中国城市史上最接近《周礼·考工记》中理想城市模型的一个。《周礼·考工记》中的城市规划构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经过了很多都城的实践，比如曹魏邺城，到元大都的时候得到最大的弘扬，再由明清把它继承下来，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讲到北京中轴线的价值，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最早的城市规划理念当中去。

　　永乐十四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便开始营建北京的新城。明代把元大都的宫殿破坏了，重新建新的宫殿，准备了十年，工程用了四年，建设了紫禁城、太庙、社稷坛、天坛、先农坛、五府六部。所以现在北京的很多古建筑还是明代的遗迹。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对故宫进行了一次大修，在大修的过程当中对它的建筑年代做了进一步确认，发现仍然有很多明代的遗构，比如神武门就是极其漂亮的明代结构。明朝建故宫、重新调整北京城的时候，它的中轴线基本沿用了元代的中轴线，但是拆毁元朝宫殿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非常难清理，当时就把垃圾就近堆在了故宫的北面，堆了今天的景山。所以景山很大一部分是用元代宫殿拆除以后的建筑垃圾堆成的。景山就是我们说的靠山，过去讲好的风水一定要背山面水，前面有比较大的空间，有一个明堂可以藏风聚气，北京城里头那么空阔，我们人工造一座山，这是明朝朱棣的时候干的。

　　从上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北京城从元大都到嘉靖之前，再到清朝的变化情况。祭祀要到郊外，不能在城里头，所以天坛、先农坛，包括日坛、月坛、地坛都是在城墙外，也就是现在的二环以外。后来元朝灭金建了新的都城，尽管原来金中都的人在战争当中损失了一部分，但是好多都还在，那元朝人来了怎么办？金中都他们是不能待了，那是给元朝带来的元人住的，他们进不了城就开始在城南的城门附近聚集。到了明朝时又把城向南扩了，有一部分人可以进来了，但是仍然有大部分人进不来，所以慢慢城南就形成了很热闹的一片城外区域。另外，明朝定都北京以后仍然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元朝的旧势力一直打过来，不断地干扰北京。大家可能知道一些重大的战争，比如土木之变，元朝的骑兵一直打进来，把明代的皇帝打得落花流水。那该怎么办呢？一方面是修长城，我们八达岭一重重的长城就是为了这件事修的。另外就是加筑北京外城。嘉靖时期加筑外城，开始是希望把整个北京城包起来，但是它没有那么雄厚的国力支持，就只包了南边人最聚集的地方，把天坛、先农坛包进来建了一个外城。外城的南门就是永定门，所以明嘉靖的时候就形成了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一条完整的北京轴线，即我们今天讲的明清北京中轴线。

　　下图是明嘉靖39年，加了外城以后的北京城图。

　　下图是清代的北京城示意图。

　　下面左图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北京中轴线示意图，右图是1930年航拍的北京中轴线。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轴线是什么，就是从钟鼓楼向南一直到永定门的这条长7.8公里的轴线。这是北京中轴线的主体。

　　我们来看看今天北京中轴线的鸟瞰图。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这是从离我们最近的永定门向前延伸到故宫，再后头是钟鼓楼。

　　图片中间是天安门广场和故宫。天安门广场是20世纪50年代把原来的千步廊、棋盘街和当时的中华门拆了改建的。中华门在民国的时候叫中华门，清朝时叫大清门，明朝时叫大明门。建广场是为了阅兵和举行其他大型的庆祝活动。后来把周围的六部也拆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一开始叫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今天如果大家去前门的规划展览馆，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模型，从模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轴线的情况。

　　五、对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的思考

　　我们把中轴线上的建筑理一遍，对于最前头的建筑，很多先生提出要把燕墩包进去，因为燕墩有一个乾隆题的碑，之后再是永定门，因为永定门是拆了以后重建的，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头再讨论。先来看看中轴线上包括哪些主要建筑。

　　天坛和先农坛。天坛已经是世界遗产了。先农坛的很多建筑拆了，但是祭祀的部分大致还保留着，将来我们希望能够将它逐渐恢复，恢复不是重建，是说把它的区域范围框定出来。

　　接着是前门大街，也是后来修的。尽管大家对它各有各的评价，但它仍然是进入北京城的一个很重要的通道，是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街两侧东侧是鲜鱼口，西侧是大栅栏，还留有一些早期的东西。

　　再往下是箭楼和正阳门。

　　再下面是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两侧是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之后是太庙和社稷坛，在天安门两侧。

　　然后是故宫，已经是世界遗产了。

　　接着后面是景山和北海，北海是六海水系的一部分。

　　再到后头是地安门街，还有万宁桥。万宁桥是元代的，是北京中轴线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轴线上比较少的元代遗存了，甚至是唯一的元代遗存。

　　接着是鼓楼和钟楼，这些都是明代的建筑物。

　　这就是目前中轴线上包括的一些区域，或者说构成要素。

　　北京中轴线的时间段要怎么定呢？从建筑上来说，它既有元代的万宁桥遗存，又有明清的遗存，还有比较新的东西，比如说国家博物馆。这就要考虑北京中轴线的价值是什么。北京中轴线在世界上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作为一个城市规划方式出现的，虽然世界上也存在一些其他规划出来的城市，以大都市为例，如华盛顿，但它比北京要晚。再比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这些城市局部有轴线，但轴线并没有在整个城市规划中起到关键的主导作用，而且这些城市有些轴线是后来逐渐改造出来的。巴黎很多大的放射性轴线的处理是到了19世纪才有的，出现得比较晚。那么北京至少延续了800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对北京城的规划始终是在这条轴线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也是为什么纪念堂也应该是中轴线遗产构成的重要要素，因为它反映了我国的体制变化，从一个封建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轴线仍然是北京城规划的核心。从这个角度来说，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定要放到这条轴线上。另外刚才我们提到永定门不是原来明嘉靖时候的门了，没关系，重建这件事情本身也表明了中轴线在北京的整个城市规划中是有重要作用的。恢复永定门，将其作为轴线的起点，这是与世界遗产的国际专家讨论之后达成的共识。永定门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反映了轴线在北京城市规划中独一无二的作用。

　　现在中轴线还在向南北继续延续扩展，但是我们没有把它们放在申遗范畴里，因为我们觉得，从永定门到钟鼓楼的这7.8公里已经足够讲这个故事了，再大会让这个故事变得太松散。

　　中轴线体现了以中为尊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我们的很多古文献中都有相关的内容。“中”是中国的一个统治思想，代表平衡，要做到公正廉明。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开封的宫殿建成以后，有一次把宫门全部打开，坐在宝座上向外看，他说当天子不容易，天子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展示在世人面前，就像他眼前的这条线一样，是否公正，是不是能够出于公心地来处理问题，人们看得一清二楚。这是帝王对中轴线的一个阐释。

　　为什么北京的中轴线要设计成这样？大家知道中国人是讲究风水的，本身不喜欢正冲着大路的直线，但是作为帝都却一直是做成延伸出来的直线，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都城，再到北京，无一例外都是这样。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曹魏邺城的宫城就是沿轴线对称的，后来到了唐朝也一样，然后北宋的东京城是偏的，偏也是偏在中间，还是建出了笔直的轴线。这是中国传统规划思想中最核心的观念。

　　北京的轴线是不是就只有这一条7.8公里的中轴线呢？不是的。在元朝建都之前，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叫《朱子语类》，里面提到了北京这个地方，当然说的是冀这块地方，范围很大，不完全指我们今天的北京。书里说冀都是天地最中的地方，风水特别好：“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黃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为第三四重案。”实际上南宋偏居中国的南部，但它时刻想着恢复原来的大中国，所以当时文人的书中就特别强调北京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你可以从书中看到当时的人对国土的分析，北京的中轴线实际上是从昆仑山脉的风水轴一直延续下来，经过燕山转过来环绕，然后经过今天的北京，那么嵩山中岳就是它的前案，华山和泰山是它的左龙和右虎。包括淮南的山，到了五岭，到了广东这个地方，整个的大国土都是一个风水格局，而中轴线穿起了格局的核心。明代时北京城建成，对风水做了重新的整理，提出现在十三陵所在的区域是风水延续过来的来龙，泰山、山东的诸山是我们的前案，轴线明显比原来以嵩山为前案时往东偏了，但是仍然和后面的长江、黄河，江南、岭南的诸山构成了一个大的风水格局。

　　2012年，我们做完清单和国际上的世界遗产专家讨论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时候，他们产生了疑问，说好像从古埃及时就有中轴线的概念。后来我们从风水的角度来讲大轴线，他们就没意见了，说这个观念倒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规划思想中提过这种大国土的规划思想。当然中轴线是一个串起来的概念，从申遗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中轴线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从封建社会后期到进入现代、当代的过程。无论在建筑艺术还是城市规划上，它都是体现了国家变化和发展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区域，所蕴含的中国传统的概念始终贯穿在发展过程中。

　　通过下图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线的构成要素与现在的景观环境的关系。

　　中轴线是不是只体现了一个中轴的观念呢？也不是。中国的城市规划有两个思想源头，一个是《周礼·考工记》，它要求建城市要规规整整，按照礼制规定了天子的城有多大，诸侯的城有多大，大夫管的邑有多大，一旦超过就是越制，这是不行的。这是一种规划思想。还有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另外一种规划思想，也就是管子的规划思想。他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要结合环境来规划，如果城市建在比较高的地方要注意不能缺水，不能旱，靠水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被淹掉，所以城市不必很规矩。这种规划思想跟上一种刚好相反。考虑到北京的大环境，它正好夹在永定河和温榆河两条河中间，这两条都是季节性河流。永定河为什么叫永定河？原来它老发水，人们从愿望上希望它不发水，稳定下来，所以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北京的选址恰恰躲过了这两条河，处于两条河中间比较干的环境，绝对是认真地考虑了地理环境的要求，所以也体现出了古代的第二种规划思想。

　　再说我们的坛庙，看下面这幅图，天地日月正好环绕着中轴线。图上画了一个绿色的区域，是我们现有的世界遗产的缓冲区；中间橘黄色的部分一个是故宫，一个是中轴线，还有一个是天坛；外头是控制的区域，就是绿色的缓冲区。大家会发现，这一大片缓冲区基本涵盖了北京老城的绝大部分。所以中轴线的申遗工作会极大地带动对北京老城的保护工作。

　　我们的老城是多样化的城市景观。在古代，从永定门到前门再到故宫这一段是礼仪空间，过去皇帝祭祀都是在这一片，它反映了我们的礼仪文化。故宫已经是世界遗产了，当然不用说，故宫后面有非常独特的皇城景观，大家知道原来北海和景山是北京城最美的地方。再后头是市场，包括现在的后海区域，再把六海以及现在的锣鼓巷区域包括进来，这一片是现在我们北京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了，它反映了我们传统的市民文化。从礼仪空间到宫廷文化，再到市民文化，中轴线都能有所反映。我们希望如果真的能把它列入世界遗产，这些文化都能得到表现。

　　在中轴线沿线，我们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色和环境氛围，比如非常市民化的钟鼓楼区，它是一个生长变化的社区，我们不能把它凝固在一个固定的朝代，说它是明代、清代还是元代。

　　我们在讨论中轴线申遗的时候，有些先生说干脆提一个中轴线古代建筑群，这样就可以把永定门等可能存在争议的项目排除在外。光选前门、景山、钟鼓楼这些是不是就可以了？我们觉得不够，不足以表现中轴线对北京的影响，或者说中轴线的概念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影响。我们说中轴线要符合世界遗产的价值，符合什么价值呢？第一，它是不是可以反映人类创作才能的城市规划的杰作？我们都说我们保留下来的是完整的城市，至少从中轴线的区域来看它仍然非常完整，并且是人类创造性才能的一个杰作。另外它是特殊的见证，承载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文明，有些是还存在的，有些是已经消失的。刚刚我们讲的很多内容大部分是说城市规划思想的，从这个角度讲中轴线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范例。另外中轴线上的建筑作为体现了建筑艺术的某种类型的建筑，在城市规划景观中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再有，中轴线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或生活传统有关，在这条轴线上发生过影响中国，影响世界文明格局的事情，这点当然也很重要。关于中轴线的完整性，不能否认的是中轴线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直在发展变化，从元代开始到现在的建设都被涵盖在里头，虽然我们中途损失了一些东西，但所有发展的过程都是围绕着中轴线对北京全城的控制而建设的，所以从完整性来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它符合世界遗产的标准。

　　无论是传统建筑还是现代建筑，北京城一直在遵守中轴对称的历史结构。为什么要在西边建人民大会堂，东边建国家博物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它们刚好跟东面的太庙和西面的社稷坛相对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就是国家社稷；而国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是我们的传统，太庙代表我们的祖先，完全是对位关系。尽管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种关系没有变，它一直深刻地存在在中国人的头脑当中。无论是政府领导还是规划人员都本着这样一个思想在规划、建设城市。城市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在发展变化，但在发展变化的同时我们还是能看到中轴线在起着作用，中轴线周边的环境在不断地向理想的城市环境变化。

　　北京中轴线的形成反映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是发掘、认识、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辉煌文明成就的一个绝佳题材。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会极大地促进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前面我们讲它涵盖了整个北京老城的绝大部分区域，那么申遗就能形成对城市核心结构的保护。如果把北京中轴线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到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去认识，有利于北京城在未来的发展中可以更好地考虑传统的城市形式和格局，而对传统规划思想的当代表现就是对传统的延续，有利于促进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每一个关心中轴线的人是不是在自己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理想北京的城市远景呢？我们所有人一齐往这个方向去建设北京，希望北京成为这样一座城市。对中轴线核心区域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会促进我们实现理想中对北京的建设。

　　总结一下，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项目旨在保护人类的文明成就，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可以和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既然我们今天认识到北京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城市，而它刚好拥有中轴线这样一个关乎整个城市发展历史的主题，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能把它放到世界平台上去展示和保护，并用它来促进我们未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北京中轴线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及我们对它所具有的世界遗产价值的研究和发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阐释中华文明的成就和贡献，在世界遗产这样一个国际平台上更好地讲述中国故事。同时，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也将促进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整体的保护，促进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目前考虑到的中轴线申遗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可能取得的效益。

　　我要讲的内容基本就是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