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付才辉：西方对现代化的解释颠倒因果，是时候跳出来了

【文/ 林毅夫、付才辉】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其主旨可以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和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和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教训，批判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从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三个方面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

世界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人类发展长河中现代化还是非常短暂和局部的现象，在过去两百多年以来仅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从新结构经济学基于禀赋结构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根源于世界各地禀赋结构的差异性，而现代化的本质是改变自身支配社会变迁的禀赋结构决定的生产结构从而引发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安排，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之后的与之相适应的西方上层建筑安排。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引领了世界的现代化，但最初采取的主要手段却是对外发动外战争殖民掠夺和对内采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非文明型现代化道路。我国历经百余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七十余年通过对内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采取和平公平经贸交往就在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毋庸讳言，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甚至更大众化的现代化观念其实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即便是那些声称竭力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家也把世界的现代化等同于欧洲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向全球的传播，并把西方实现现代化之后的上层建筑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世界观的产生和全球性的流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工业革命之后西方长期拥有支配全世界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西方有意打造的极具欺骗性和安抚性的讲述“西方故事”的流行史观、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报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亦步亦趋。

例如，欧美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的份额从1750年的不足四分之一飙升到1900年的超过五分之四，但是西方世界在历史叙事和理论构建中却有意掩盖了自身崛起的真实历史，并傲慢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在许多场合下这种信念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早就怀有的基督教优越性的观点，而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崛起的西方叙事却信以为真，并且亦步亦趋，但邯郸学步的效果甚微。

尽管20世纪以汤恩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为代表的全球史家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并为梳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多样性做出了努力，但由于缺乏非西方文明的重新崛起，方家和大众都难逃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陋见，也无力客观地审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根源，当然也就无法跳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的现代化框架。具有中华文明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理论意义所在。

例如，20世纪刚开始，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八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它们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占到全世界的50.4%。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对应地有一个八国集团。它们的GDP占到全世界的47%，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降到只有全世界的34.7%。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全世界的3.6%，只有美国的11.8%。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18.5%，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70%。如果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使得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有自信心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参照系首次成为可能。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西方国家的崛起也只不过是过去两百年来的短暂现象。现代化的概念不应该以西方化范畴来定义，这种反思虽然日益深入人心，但是究竟该如何定义现代化却众说纷纭。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与转型社会学、发展政治学与转型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从不同侧面与层面予以了探讨。

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范式，我们主张不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而从一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基础（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产业与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金融、教育、政治、文化等）的结构转型来界定自身的现代化，并以相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性质来识别现代社会的性质，即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其本质是走出前现代化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即大约25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那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为了生存从环境中收集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即采集活动。其后，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明了农业，这种由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巨变。由于各个大陆自然环境的不同，也就是禀赋结构不同，物种的起源不同，对动植物的驯化难易程度不同，就导致了世界各地定居的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不同，从而塑造了多样的古典文明。

然而，由于支配农业的禀赋结构主要是存在上限的自然资源，前现代社会人们所有的努力——努力寻找新的土地资源、努力开发新的农耕技术、努力掌握自然世界的新规律等等，虽然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但是却无法同时改善生活水平，这一支配前现代社会变迁的机制便是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人类现代化之先河。

西方侵略式现代化及其理论批判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通过血腥的殖民运动，积累原始资本并催化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实现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上层建筑的各种“现代化”，社会、政治、文化也随之不断演进，不仅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拉开了和亚非拉国家的差距，并将其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掠夺之下。例如，1800年欧洲人就占领和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7%，1914年超过84%。1800年早期美国人就通过在土耳其种植鸦片参与鸦片贸易为其东海岸的著名大学和贝尔研制电话提供资金。

虽然大量经济史研究也表明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并不领先于东方，甚至落后于东方。例如，在1750年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制造业产品还是由中国（占全世界总量的33%）和印度次大陆（占全世界总量的25%）制造。然而，正如文一所揭露的，西方经过上百年打造形成了一套极具欺骗性的讲述“西方故事”的流行历史观：“正是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与理性思维传统，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从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演变成一种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民主议会制度和法治社会。

这种包容性议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决定了包容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比如契约精神、人性解放、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爆发”。

中国在极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超常经济增长使全世界吃惊和迷惑不解，以至于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不尽快移植西方政治制度，这一增长奇迹不可持续。事实上，正如张夏准所考证的，当今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比如民主制度、官僚和司法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福利与劳工制度等等，其实都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或者说是现代化的表面产物而非根本原因。

然而，讲述“西方故事”的西方理论，比如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颠倒因果，但并不妨碍其日益成为主流理论叙事。与之相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事实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反而在各种理论特别是经济学主流理论中日渐式微。因此，迫切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加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来实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中国化，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以及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借鉴。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国旗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黯然下降，结束了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拉美整体上取得独立。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1944-1985年共有96个国家赢得独立，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原来的近两百个发展中经济体里，只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大陆很快将成为第三个，而且是唯一的大国。

即便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87%的经济体在其后将近半个世纪里，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跨越过中等收入的13个经济体，其中8个是原本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苏联在苏共“二十四大”宣称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之后于1991年解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7年仍有占世界总人口9.3 %的6.99亿人生活在一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贫困线下的人口高达4.33亿。后发国家充满挫折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去涌现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大都无功而返，这说明迄今为止非洲南亚贫困陷阱、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东欧转型陷阱中的国家还没有成功找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需要坚持四个自信，需要总结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总书记也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求索与伟大变革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中国历经百余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并巩固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七十余年就让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摆脱贫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现代化转型。

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是中国与西方现代化的共性，也是现代化的共性，但与西方采取的主要手段却是对外发动战争殖民掠夺和对内采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同，中国通过对内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采取和平公平经贸交往实现了文明型现代化转型。

例如，中国在海外从未有过一寸殖民地和一个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军事基地，跟一百二十几个国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跟七十多个国家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对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中西方现代化道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文明型现代化与非文明型现代化之分，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实现文明型现代化转型除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之外，在吸取经验教训之后，实事求是地采取符合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本原因。“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概念，其初衷是反对急躁冒进，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反对照搬西方经验，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渐进式改革。最初，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转型方式是比计划经济更不理想的制度选择，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更为普遍，并影响经济效率。实际上，通过推行这种转型方式，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

而那些根据“华盛顿共识”来推进经济转型的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而且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非常严重。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不科学的转型方式，即双轨渐进式的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特别是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坚实的禀赋条件。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万元增加到8.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稳居世界首位；2021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达6.95万件，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2021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1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1735亿美元；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裕的人力资本，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达870万人，其中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相关专业）占比达62%。此外，我国的生态禀赋与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条件也得到巨大提升。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最终实现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提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党的二大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民主革命。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彻底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修改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召开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1978—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所谓的“东亚奇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为了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已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绘制成了具体的建设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蓝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旨可以概括为：以理论创新，即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完成两大任务，即“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从十二个方面做了具体部署，包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主要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鲜明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基禀赋与目标价值取向及其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想要振兴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秉持唯物辩证主义，实事求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现代化不能仅仅是少数人、少数地区、少数领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全国各地区协同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发展。

过去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但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帝国主义控制他国，掠夺自然，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一种非文明形态的现代化。与西方极力掩盖其殖民掠夺一样，西方也不溃余力地渲染极端环保主义来掩盖其对自然的掠夺，无端指责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的污染问题。

以碳排放为例，从1900年算起的人均累计排放，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吨/人，中国仅157吨/人，而美国高达1218吨/人，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比中国多得多。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创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鲜明特点和伟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指出，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的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届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将明显超过高收入门槛，巩固地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4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将极大地推动全世界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与战略步骤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所确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并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并号召，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路径。这是结合中国国情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这表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要扎实推进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35年实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第一步发展目标。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两步走”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战略步骤是综合历史经验教训与发展基础形势做出的既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又积极有为的战略部署，将规定具体的方针政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十三大首次将“三步走”战略目标明确为经济建设目标：第一步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21.86倍，翻了四翻多。

十五大将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细分为了三步，并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尤其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九大将第二个百年目标细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具体明确了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更是开创性地对接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理论创新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的第二部分系统阐释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一般性的学理内涵，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结合反映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物质第一性原理的禀赋结构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依据，即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三个基本点”则是一个国家由其禀赋结构所客观决定的国家发展、转型与运行，其结合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一个国家的具体社会形态，即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就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

反观主流的现代化理论，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作为理想的现代化目标。在其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都当作是应该消除的扭曲。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反映的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的不同，也有和不同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不同，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都当作是扭曲来对待。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由其禀赋结构所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如何从一个较低的结构升级到一个较高的结构属于“发展”的问题，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转变则属于“转型”或改革的问题，同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不同的结构状态下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党历来都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详细地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关键环节与薄弱环节。高质量发展概括起来讲就是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成效如何直接关系现代化伟业能否如期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从五个方面侧重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内容。

第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持续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我们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第三，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第四，协调发展是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第五，对外开放依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新结构经济学阐释

党的十九大已明确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往各界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普遍存在两个误区：其一是把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合理增速对立起来，其二是把高质量发展狭隘化而没有置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包含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并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了如期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合理增速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情况作说明时就明确提出“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要求2021年至2035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4.7%左右，未来十五年也具备这样的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禀赋条件已经大幅度改变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使得我国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的提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强调，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并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框架。因此，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要有新发展理念与之适应。

在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后，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的战略抉择。同时，我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也随之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增大（如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18.5%）和经济结构升级（如可贸易性低的服务业比重上升，2015年就超过了50%），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经济发展决定于国内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日益明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阶段的体现，也是必然的战略抉择。因此，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比较优势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教育、科技、人才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在十四亿多人口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要充分发挥三大优势（后来者优势、换道超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缩小差距、领先突破、自立自强），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首要任务上率先取得突破。

在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后来者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收入水平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与欧美高收入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差距就代表潜力，就有很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机会，即使存在引进障碍但追赶路线也是明确的，这种类型的创新成本相对低，风险相对小。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迅速的追赶，而且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禀赋条件已经具备了高质量追赶的比较优势。

发挥后来者优势的关键在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发挥换道超车优势实现领先突破。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和数据资源开发的新经济方面，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拥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全世界配套最齐全的产业、应用场景广，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我国独角兽企业大量涌现与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就是例证。

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的测算，截止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了38.6%。换道超车优势的关键在于人才强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自立自强，解决重点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保障国家发展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优先发展解决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美摩擦会持续很长时间，面对美国“卡脖子”和战略抑制的问题也不用太悲观，关键还是要保持我们自身持续发展的战略定力。我国在2020-2035年还有年均约8%的增长潜力，如能实现年均5%-6%的增长，那么到2035年就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35-2050年，我国还有约6%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实现4%的增长，那么到2049年，我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规模为美国的两倍，其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三市五省”的人均GDP、经济规模、产业、技术水平都与美国水平相当，美国不再有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中美关系也会因此达到新的平衡。

事实上，2020年以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这三极引领的7个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沿海省份合计的经济体量已超过全国的40%，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成都这四个高质量增长极引领的35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省会与副省级城市合计的经济体量也超过了全国40%，目前的整体水平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真正的挑战还在于自身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及1千元，大约有6亿人。我国的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农民工群体和少部分城市里的低收入家庭。现阶段我国还有超过5亿农村人口，农民工总量近3亿人，就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合计超过60%，河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尚不及北京的30%，宁夏、新疆、河南、云南、西藏、青海、吉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尚不及北京的35%，在19个城市群（含40个都市圈）之外的偏远地区还有超过3.5亿人口。

乡村振兴、民生就业、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三个薄弱环节，也是全面现代化的潜力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现阶段也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高质量增长极率先实现现代化为牵引协调推动各个地区的现代化，确保全国各地同步到二0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20多年前曾经在《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一文中就提出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我们向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寻求理论借鉴，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上得到一定启示，受到某些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学习、借鉴，能够在我们已经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哲学等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一门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这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期盼，我们期望着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能够‘花开枝头’、‘红杏出墙’！”

新结构经济学就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经验，通过自主理论创新建立一门关于国家发展、转型与运行的一般化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往习近平总书记所指方向的一个初步努力，并且已经得到其他一些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借鉴并取得成效，实现了“红杏出墙”。我们要加快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两大任务，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首发于《经济评论》2022年第6期，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