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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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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2014年05月07日11:53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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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黄克诚】【人民日报1981.04.11 第2版 】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是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这次发表,在文字上略有改动。文内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代表中央就这个问题表示过原则的意见。
    小平同志多次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小平同志还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在谈到他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
     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我认为,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前一段时间,曾经有些同志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比较偏激,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态度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讲讲自己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创建红军时期,毛主席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党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和中层以上社会的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等人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革命立场,支持农民运动,并且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把对农民运动的态度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这就使很多革命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重大关键问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确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八·七”会议上,党中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原来准备进攻长沙。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团长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他带着队伍辗转到达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队伍。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但是进攻长沙的计划未能实现。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太近,大的部队在这里难以长期立足,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中,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由于经验不足,多数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坚持下来没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赣东北领导的一小部分武装力量。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⑴⑵)  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1929年2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军阀战争很快爆发,形势就变了。毛主席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那首词,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1929年红军主力在闽西,这时党内发生过一次关于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这次争论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争论很激烈,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同毛主席的意见。他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休息养病。后来红军的战斗活动很不顺利,于是又去请毛主席出来,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主席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主要部分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毛主席在我们党和军队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对我党我军的建设起了伟大的作用。有的人现在说古田会议好象不是毛主席领导的,这不是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象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1930年,立三路线来了,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通过周以栗同志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他。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一、二、三次“围剿”,首先就因为有了这个正确决策。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很可能要受严重损失。

  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同志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销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同志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堡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他的《渔家傲》词里面说:“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如果实行项英等同志的办法,那就糟糕了,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1931年,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组成了中央局,领导整个中央苏区的斗争。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许多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绝大部分拔掉了,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他自己内部的各派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可惜当时我们党内又发生了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战。但是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的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这个正确意见。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毛主席又被排挤。但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已有深刻影响。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指挥下,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以博古为书记的临时中央也来到中央苏区。此后,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指挥军队。这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他们改变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方针和正确的军事指挥原则,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几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他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1932年受排挤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就是这时候写的。

  毛主席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作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会议前后,毛主席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党的领导和军事方针问题。在遵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来传达的,当时听了以后感到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虽然对中央领导进行了改组,确立了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那时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当时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受批判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只是解除了博古的总书记职务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受批判的领导同志就多了,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汇合时,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往西康地区去,那么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到三万。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同志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他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陕北。

  1936年底西安事变,成功地实现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党中央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他们让我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主席反对这样做,但是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只批评了王明。这样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他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执行毛主席让他们挺进敌后的指示,1941年,在中央严厉督促下率部队北移时,又擅自改变中央规定的渡江北上的路线,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相反,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于1938年四五月间就率领新四军一部东进江南敌后,随后又渡江北上,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曾让我们党交出武装力量,改编为国防军,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以换取我党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尽管去了重庆,仍然坚持“针锋相对”、“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毛主席不但以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导了解放战争,而且亲自指挥了所有的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解放了祖国大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实现三大改造,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领导我们党所作出的决策,都是英明、正确的。这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

  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比较具体地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正确的态度来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建立全国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记得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党中央。在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