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 高质量发展 ——关于十四五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发展规划的思考

2020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暨“世界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专业培训班于杭州良渚顺利召开。此次会议邀请了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多位专家进行现场授课。为向广大遗产爱好者分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刊出年会期间专家授课的整理内容，以飨读者。

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已经走过了35年的光荣历程，登临到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高度，一派春华秋实的美好风光。面临新时代国际国内世界遗产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我们需要平心静气的梳理一下过去的成败得失，问一问自己投身世界遗产的美好初心还在不在?变了多少?展望一下未来的5年, 10年，20年。

众所周知，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而且是将文化强国的建设排在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前面，特别令人振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突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现在又明确提出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这是符合逻辑、顺应时代的发展结果。

在文化强国的建设当中，首先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其中自然包括了我们文化遗产事业和博物馆事业。而在文化遗产事业中，世界遗产应该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应该在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作为从业者，应该深入思考并且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做一番展望吧。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这张图片，这是我向文研院的安磊同志借来的。它详细罗列了截至目前与文物事业有关的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可以看出今天的文化遗产工作是在怎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其中最突出的，是习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等论述，还有习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系列的论述、指示、批示。我回想起，在2013年刚刚看到总书记关于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重要批示时，曾经是那样的兴奋。现在，我们在总书记的亲自带领下，已经在这条道路上做出了丰富的实践和探索，中国文物事业、文化遗产事业在全局工作中的战略位置，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最能集中体现习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利用传承论述精神的，是2018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在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审议通过的。两年来，全国文物系统以及国家的很多部门都在围绕着贯彻落实《若干意见》而不断推出新的举措，不断尝试一些新的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机构、人员、工作等等，文物事业的工作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互联网+，到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文旅融合等等一整套面向国内外的方针政策和改革措施，是中国全面迈向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背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强调最多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不仅要体现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更要体现在文化方面，因为所有经济、军事、社会的发展成果，最后都要集中体现在文化的发展上。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如果没有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其他的高质量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在高质量的发展当中，文化遗产不仅是不可或缺的，反而是更加突出的。我们对此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

前不久，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围绕考古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把文化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随后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实际的举措，就是在关于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明确了对于文化新的定位、排位及要求。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断开阔视野、扩大胸襟，提高政治站位，把我们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与两个一百年、与伟大复兴中国梦更加自觉、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我们谋划十四五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可谓正当其时。据我所知，国家文物局已经委托有关单位编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十四五规划。我对这个大规划还不得其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中国的世界遗产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看来，习总书记2016年7月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所作的批示，就是我们制定十四五世界遗产规划的指导原则。一个是“要统筹安排”，一个是“三个有利于”。总书记的批示，不仅适用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实际，也非常契合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工作实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性的把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贯彻到中国世界遗产的十四五规划当中去。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要统筹安排，申报项目要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习总书记2016年7月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所作的批示

具体说来怎么贯彻呢？一是守正创新，做好统筹协调；二是提升内涵，追求高质量发展。如果在这两个基本方向上能够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做支撑，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就容易落到实处。

一、守正创新，正为新纲，何为“正”？

1、中国之“正”

总书记在很多场合都讲过守正创新的问题。这个“正”在我们世界遗产领域体现在哪些地方呢？我们可以从总书记今年5月11日在视察云冈石窟的一番讲话中找到如下答案：

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11日考察云冈石窟

第一，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看中国世界遗产时，我们要有站在世界看中国遗产的自觉性和高度，而不能只是站在中国来看中国的世界遗产。对中国世界遗产的认识、保护、管理，在满足中国当前需要的同时具有世界的意义。这是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之“正”的第一点。

第二，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总书记在大同视察时讲“始终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很有针对性；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发展旅游也不能冲击保护。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一处世界遗产地，都绝对不能在保护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或者存在侥幸心理，更不能去冒安全的风险。

第三，深入挖掘遗产蕴含的价值，讲好遗产故事。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发挥世界遗产的当代价值、当代作用而保护。

总书记视察云冈石窟的这番谈话，为我们指明了文物工作守正创新的中国之“正”。

2、世界之“正”

从国际上来看，对世界遗产影响巨大的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个议程是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与各国领袖共同签署的，是中国政府加入的国际行动。

“议程”设置了17个发展目标。其中在目标11.4中就明确提出，进一步努力保护和捍卫世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在17个发展目标中有3个直接涉及到了文物和旅游，但从内容来看，全部目标都直接或者间接与世界遗产相关，因为这些目标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2015年11月第20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了《将可持续发展视角融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政策文件》。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管理要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衡量世界遗产保护的标准除了强调突出普遍价值，也将所有保护管理策略置于更加广泛的“环境可持续”、“社会包容性发展”、“经济包容性发展”和“安全与和平”等可持续性议题。这表明，衡量世界遗产保护的标准变了，风向变了。我们注意到，2017年7月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专门召开了边会，讨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目标的本地化问题，讨论怎样让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与各国各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可见，现在的世界遗产全面纳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世界遗产保护不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专业和技术问题，而是一项涉及广泛的政治议题。

由此可见，世界之“正”，也是把遗产的保护作为最基本最根本的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的公约叫《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公约》；我们的法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首要任务是保护，没有保护就无从谈论其他。尤其是在今天许多遗产的保护被冲击或冲淡的情况下，更要强调对遗产的保护。这是世界之“正”的第一条，与总书记强调的中国之“正”完全一致。

世界之“正”的第二点，是强调以人文本的保护，强调社区参与保护与管理。保护是一个当代的命题，保护是为了人，为了当代人今天的生活。另外，国际上更强调社区参与遗产保护管理。国际语境下的社区与我们的社区有所不同，更像是一个地域概念，包括遗产地的山川地理、人文，也包括社会组织、政府等等，更强调遗产属地的一切。

世界之“正”的第三点，是强调促进文化间对话、建设和平、推动可持续发展。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是联合国的立身之本。

3、可持续发展

近几年，文化领域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与主要内容

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连接点在哪里？我认为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环境等多方面，最终体现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世界遗产也是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二者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所以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逻辑联系的原点就是社会可持续发展。

世界遗产中心关于缔约国在执行世界遗产公约时应当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

世界遗产中心从环境的可持续性、包容性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和平安全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文件，并在长期的实践总结基础上，较为全面的谋划了世界遗产事业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基本理念和策略。例如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最成功的案例。

吴哥古迹之小吴哥城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柬埔寨内战刚一停止，国际社会就开始策划开展吴哥古迹保护行动。中国作为早期的倡议国之一，一直积极参与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

教科文组织将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的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年至2003年，柬埔寨建立文物管理机构，制定文物保护法律，搭建起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平台和基础。国际力量则集中力量对濒危的文物古迹实施抢救性保护。第二阶段，2003年至2013年，吴哥古迹保护行动的侧重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仍然是对文物古迹本体实施抢救保护，但同时围绕暹粒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开展了大批项目。到了第三阶段，自2013年起，世界遗产中心连续通过了两个关于吴哥古迹的国际文件，不仅关注文物古迹的保护，更关注暹粒地区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方式，而且是通过对文物古迹以及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整理带动这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让人民过上富裕的日子。

“吴哥古迹不仅是一处拥有众多古迹和考古遗址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还是一处有着丰富河流、水库、森林和稻田资源的自然地带和分布着一百多个村庄、居住着十几万居民的生活地带，并且仍然带有神圣的宗教功能。与此同时，吴哥地区还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外来旅游压力。”

——《吴哥宪章》中对吴哥古迹的认识

自2008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柬埔寨，见证了吴哥古迹所在的暹粒市是怎样一步一步地从我们中国六、七十年代那样低水平的县城，逐渐发展成为现在具有国际范的大都市，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其中包括了国际援助，包括了文物古迹保护管理给人民带来的福利。

还有一个案例。2015年泰国康卡章森林保护区项目申遗被发还待议，这是泰国最大的、也是最早的森林保护区，几乎各方面都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但由于当地居民提出反对意见，最终发还待议。这个案例说明，如果当地居民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生存发展权益受到了侵犯，甚至被剥夺，是不能成为世界遗产的，而且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被可持续指标挡在世界遗产门外的泰国康卡章森林保护区（图片源自网络）

还有一个案例，是南非蔻玛尼（南非博兹瓦纳纳米比亚交界的萨恩人）文化景观。据说申报的时候争议非常大，有很多人认为它不具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价值。如果按照世界遗产价值标准来说，它确实不够，但是在非洲的语境下，这就是非洲的世界遗产，结果就通过了。

南非蔻玛尼（南非博兹瓦纳纳米比亚交界的萨恩人）文化景观

我注意到，教科文组织在许多场合中不仅提到保护世界遗产公约，而是会提到6个文化遗产的公约，包括《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即“海牙公约”）、《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他们主张这6个公约的相互联系和共同使用，形成 “大遗产事业”的格局。我们在谋划下一步发展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这点。

我观察到，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对第六条价值标准运用较少，而且阐述第六条价值标准时也非常的简明、直接。我记得在大运河开始申遗的时候，认为符合全部六条文化遗产的标准，但是最后还是首先舍掉了第六条，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该怎样把非物质遗产与文化遗产在申遗项目中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后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当然，世界遗产事业发展到今天，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不平衡性、世界遗产日益“政治化”等。世界遗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议题，但世界遗产“政治化”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后果，造成世界遗产公信力下降，并对教科文组织的发展产生影响。例如美国和以色列相继退出教科文组织，这种消极的政治化是不可取的，但它又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是一个突出性的问题。世界遗产还存在教科文组织专业机构与委员会的分歧与分裂等问题，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叙利亚帕尔米亚古城

这是一张很有历史意义的照片，拍摄地是叙利亚的帕尔米亚古城，是保存非常好的罗马时期的城市，我在1997年的时候曾经访问过这里，受到强烈的震撼。在ISIS占领之下，这座世界遗产城市遗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张照片拍摄于2016年5月，俄军帮助叙利亚政军第一次收复了帕尔米亚古城，很快就在那里开了一个音乐会，普京总统通过视频发表演讲，并观看演出。俄罗斯通过方方面面来展示其对叙利亚局势的主导作用。2017年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讨论濒危遗产时，大家都主张把叙利亚六处世界遗产全部列为濒危遗产，叙利亚政府也同意，但俄罗斯不同意，理由是现在已经不打仗了，遗产不再受到战争的威胁了，同时也不同意将要求叙利亚政府遵守《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的意见写入大会决议。可见现在世界遗产已经深度卷入国际政治的博弈之中，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警惕并反对“政治化”的泛滥。

4、世界遗产的发展前景

我对世界遗产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一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六个文化遗产公约构成的“大遗产体系”，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面旗帜。二是因为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煞费苦心的提出世界遗产4C、5C战略，以及非洲优先战略，巩固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支柱地位，上游程序等一系列针对这些突出问题的对策。我认为这些措施都会奏效。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问题：中国做到守正了吗？回答是非常响亮的、非常坚定的YES！我们做到了！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规划研究》中，系统的把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的成就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护法规、规划体系初步建立；二是保护管理工作体制逐步完善；三是保护管理基础工作进一步提升；四是保护、保存状况全面改善；五是展示阐释基本满足需求。还有，在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住建部也曾发布《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事业发展公报》，全面回顾从1985年到2015年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就。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事业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壮大，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的历程中有着鲜明而生动的体现。

“一叶知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

2012年，励小捷局长为文研院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授牌。当时虽然有了监测中心这块牌子，但它只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程与规划所的一个部门。2015年，它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二级机构，下设监测部、规划设计部、研究部，是中国文化研究院最具生产力、竞争力的机构之一。

2012年11月17日，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授牌

在国家文物局以及众多遗产地、专家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创造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不断创新工作机制，从2013年开始举办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年会，历经8年，发展成为今天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年会。一叶知秋，通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这一个机构的工作和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在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后，切实的履行了世界遗产公约的承诺，各项工作都有扎实的推动和可喜的成绩。

在住建部的公告里，披露了IUCN的统计，中国69％的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评为“得到了有效的管理”，远高于亚洲甚至全球的平均水平（两者均为48％），而在“形势危急”的遗产地当中则不包括中国，我们大多数是属于比较良好的状态。可见，自然遗产这一块也比较好的履行了世界遗产公约的总体要求。所以我们确实是守住了这个保护的“正”。

当然我们也存在问题。首先是保护和发展这个矛盾始终存在，有时甚至比较尖锐，重申报、轻保护；重成功，轻管理的现象比较普遍。另外还有条块分割、部门协调机制不完善，项目培育科学性有待提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要正视，但是不足以影响我们做出正面的评价。

二、创新的着力点在哪里？——发挥制度优势

三十几年前，甚至在加入了世界遗产公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不清楚世界遗产为何物。在最近的20年，特别是近十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遗产总数排位第一，我们的世界遗产监测工作也排到了第一，靠的主要是制度优势。

充分体现中国制度优势的大运河申遗

举一个例子，大运河申遗。

最初，当专家提出大运河要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我们甚至连大运河的遗产在哪里、是什么还不清楚。说起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运河，其遗产构成、遗产现状、保护管理现状都很不好，而且交通、水利、农业、城市、考古、历史、遗产等方面的专家思想认识混乱，很不统一。温总理充分听取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将大运河社申报的时间定在了2014年，为我们开展工作留出了宝贵的时间。大运河申遗工作基础太差，除了中国，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大运河申遗都不可能成功。而大运河成功申遗的根本，就在于发挥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利好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现在国家提出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还有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我看来，最可靠的、最有基础的、最能够成为国家文化地标的，目前看只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前景最好。因为通过申遗，我们已经把大运河文化遗产全部梳理了一遍，打下了其他几处都没有的坚实基础。

在十四五和今后，我们建设文化强国和世界遗产强国的进程中，更必须发挥好制度优势。现在世界遗产工作存在最大的问题，恰恰就是制度优势没有充分发挥。要从“一抓就灵”变为“一直都灵”，这要打破很多现有的、甚至是已经固化的利益平衡，要突破很多制度上的、观念上的、机制上的羁绊，要有改革的大气魄、大手笔。

那么，如何发挥好制度优势呢？

1、发挥立法等方面的优势

发挥制度优势，首先是发挥我们在立法等方面的优势。我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应该把国务院颁布《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条例》作为目标提出来，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双遗产纳入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条例中。我们现在的世界遗产在依法管理方面较为薄弱，只有《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和省级层面的保护管理条例，法律建设层面欠缺。《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条例》可使依法治国、依法治理更为充分，需要我们好好谋划。

2、成立常设的议事机构

我主张，成立国家级的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把目前分散在国家文物局、国家林草局、教科文中国委员会等其他机构的职能集中起来。

这个议事机构的主要职能，首先是确定跨部门的合作机制，做好统筹协调。总书记关于申遗的批示首先是要做好统筹安排。目前我们的统筹安排还不够好，国家层面的统筹还不够。世界遗产最大的属性是国家的属性，所以世界遗产的统筹安排还应是国家行为。

第二个职能，是制定中国世界遗产的发展战略，指导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一直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单独的关于世界遗产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只是在国家十二五、十三五中有关于世界遗产的内容。我认为，国家文物局可以与林草局共同探讨，共同编制世界遗产的十四五规划，两家共同遵循，约束各自的行为规范，避免出现大家都争先恐后，造成秩序上的混乱。

第三是启动遗产地管理制度改革，尽量提高遗产地的管理层级，增强中央政府对遗产地的监督职权。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地遵循属地管理制度，属地管理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但是属地化管理对于遗产地的保护有利有弊，甚至有的时候是弊大于利。如果下一步要高质量的发展，属地管理又是不能改变的前提，怎么样建立起一个双重管理机制？我认为这是可以深入探讨的。例如，遗产地是否可以每年向主管部门报送重要工作计划？主管部门是否在除了业务工作以外的其他工作方面也拥有主动询问权？等等。

第四是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决策科学性。国家文物局自从2006年制定了世界遗产监测巡视办法等。现在中国的世界遗产快速发展，2006年制定的文件是不是应该修改？或者，我们有没有可能组建一个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在内的覆盖全域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大家来一起商量人才培养，以及向各地组织派送人员等等事情。

第五是建立全域、统一、共享监测预警系统。当前，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各自搞了一套监测系统，遗产类型不同，监测系统也应该不同。但两者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而且存在互相借鉴、取长补短的必要性，我希望两家今后可以多多交流。

以上是我认为如何通过发挥制度优势实现创新。其他领域都已经将制度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世界遗产领域没有将制度优势发挥好，那就太可惜了。

三、中国世界遗产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世界遗产实现高质量发展，我觉得有三个关键词，一是以保护管理为先；二是以提升内涵为要；三是以服务大众为本。

不以世界遗产数量多少为意，更多地从发展的角度谋篇布局，将世界遗产与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相联系，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相联系，与民生改善、环境优化和公益事业相联系。

让世界遗产的申报和管理成为展示当代中国的窗口，通过中国在世界遗产方面的谋划和导向，让国外人士看到真实的现代中国，通过申报世界遗产表现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文化观。这里的工作很多，我今天重点谈谈提升内涵。

1、提高申遗项目在内容、类型和时间、空间上的科学性、平衡性、融合度

提升内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功课，而高质量发展首要的一点就是不再以数量作为主要的追求。实践证明，中国的很多遗产虽然具有世界遗产的潜质，但只有经过突击式的、运动式的环境整治、社会动员，才最终成为世界遗产。在这个“催熟式培育”的过程中，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但是也经常遗留下来很多问题。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五岳文化”何去何从？

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相割裂的产物：江西龙虎山应该是什么类型的遗产？

具有国际性的申遗项目——海上丝绸之路

2、遗产价值再认识

我们现在已经有55处世界遗产，但是我们对于各个世界遗产价值的认知是参差不齐的，尤其是对早些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价值认识不够充分。

例如，在世界遗产中心备案的长城，遗产要素只有山海关、八达岭、嘉峪关三处，因为当年申遗的时候，只有这三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先后开展了长城资源调查、长城文物保护工程、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工作，对于长城的认识已经与当年申遗时大不一样了，尤其是价值标准(vi)的叙述，当年重点说长城在文学上是苦难的象征，今天我们认识到，长城的精神内核其实是文化的融合，这是我们今天对于长城价值的最新认识。我认为，对于遗产价值的认识，不应该随着申遗的成功而结束，而是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深化。因此，从优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角度来说，长城遗产有一个再拓展的现实需要，长城的遗产价值，也有一个再提炼的现实需要。

3、坚持可持续申遗的原则

所谓的“可持续申遗”，就是瞻前顾后、通古顺今、统筹安排的申遗，就是不留后遗症、不给后来申遗造成消极影响的申遗。在可持续申遗的原则下，要更加注意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结合，避免再出现“天地之中”项目和五岳项目的碰撞，避免再出现江西龙虎山这座道教名山仅仅作为丹霞地貌的一部分列入自然遗产的遗憾。

4、预备清单项目的调整与整理

及时梳理、调整预备清单项目，确保预备清单的高质量发展。

例如，在申遗预备名单中，在湖南、广西、贵州交界的地方，既有一个苗寨世界遗产预备项目，又有一个侗寨世界遗产预备项目。虽然苗、侗各有其源流，寨子也各有不同，但从山水地理环境来说，村寨选址原则和建筑材料、整体风格是一样的，一般人很难区别出来。从实际工作中考虑，先后在同一个区域申报同一类型的遗产，也几乎没有可能性。类似这样的申遗预备名单中的项目，我认为都需要再整理。

苗寨？侗寨？

5、培育世界遗产的品牌旅游产品

世界旅游组织提出“可持续旅游”的概念，即旅游业发展既能满足当前游客和目的地的需求，也能保护和促进未来的发展。

例如，敦煌研究院主导的莫高窟旅游，以遗产监测支撑开放决策，精心设计参观线路（开放洞窟、数字中心和陈列场馆的不同组合），并结合网络开展在线全景漫游，共享遗产价值，形成线上线下联动，既符合莫高窟保护管理要求，又满足游客需求的“可持续旅游”模式。

以遗产监测支撑开放决策

精心设计参观线路（开放洞窟、数字中心和陈列场馆的不同组合）

游客中心分担游客容量，培训观众

在线全景漫游，共享遗产价值

再如，红河哈尼梯田旅游从门票模式逐渐转型为梯田产业模式，从普通观光游逐渐发展为文化体验游，梯田旅游产品开发越来越丰富。在保护梯田的同时，打造以梯田文化旅游为重点的红河旅游。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澳门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文物建筑的展示相结合，如在郑家大屋、卢家大屋、大三巴牌坊等文物建筑举办非遗展演等，使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得益彰。

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正积极开展跨区域、跨国合作，以成立丝绸之路旅游产业联盟、丝绸之路旅游推广联盟等形式，深度参与可持续旅游研究与国际合作项目，发展文化线路的品牌旅游产品。

2019年10月21日在印尼泗水举办的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合作保护和旅游地资源开发共享的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世界旅游组织的丝绸之路旅游项目

在培育世界遗产品牌旅游产品方面，我们第一是要打开门，让遗产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第二是要讲规则，把保护放在第一位，保护是底线。

最后我要说的是，习总书记对中国的世界遗产那么关心，我们除了受教育、被感动，自己也要不忘世界遗产的初心。要问问自己，我们世界遗产的初心还在不在？变了多少？是变好了呢？还是变坏了？还是好坏都有？怎么样坚守我们的初心，做好我们的工作？

总之，十四五时期会是中国世界遗产事业迈大台阶、高台阶的关键时期，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站在为全人类保护珍贵遗产的高度，放开胸怀，守正创新，努力奋斗，争取中国世界遗产的高质量发展，为建成文化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谢谢大家垂听。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刘曙光，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现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曾主编多项重要文物研究出版成果，组织南澳一号水下考古等多个水下文化遗产项目，率队完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南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组织完成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保护修复等援外项目。参与了中国大运河、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