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底到9月初,我到访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一个周六,我散步走到南池子和长安街的拐角处,看到有人在卖汤面。我喜欢吃汤面,当即就买了一碗。我问卖面的人,“你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说:“我是个体户。”个体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那位“个体户”接着解释说:“我自己就是单位。”我当时就意识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将真正得到执行,一场革命正在中国开启。
回到华盛顿之后,却没有人愿意接受我的观点。次年2月,许多美国政府代表和学者在一个研讨会上讨论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会上,我对大家说“中国马上就要开始腾飞了”,但没有人认同这一点。回到在美国国务院的办公室后,我连夜写了一份备忘录,题目就叫《2000年的中国》。今天,回首过去这40年,我当时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低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事实上,很少有人在最初就预见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
我的家族与中国的渊源长达近两个世纪。我的一位先辈曾为孙中山先生工作,另一位先辈帮助北京大学建立了最早的社会学科。上世纪6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但我不想成为律师,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当时美国与中国尚未建立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