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插画成了政治学问题

大多数时候，人们更关注文科教材里的“意识形态”，却忽视了一些工科教材里，同样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这一次人教版的问题插画，可能和充斥着分裂思想、极端思想的新疆、香港教材问题性质不一样，但错位的性别教育、模糊的审美边界、错误的行为示范……这些擦边的教材，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引导着孩子们的成长。而事关下一代，就应该严格审慎，容不得一丁点差错。

在这个审美多元化的社会，没有一个产品设计能让所有人满意，但作为小学教科书封面，设计形象、风格就势必要让大多数人满意，也必须给孩子们一个正向、良好的指引。

审美多元，也是很多艺术作品在面临争议时的一种托辞。 基础教育，是下一代掌握知识、认识世界的窗口，即使是一张插画、一个示意图，也关系到对儿童美育、认知的塑造。 问题教材对青少年的影响，我们早有前车之鉴。 CGTN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中提到，2016年，有人举报新疆教育出版社在2003、2009两个版本的中小学维吾尔语教材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这些课本中虚构了许多反映“民族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故事，还歪曲历史，突出了反抗国家的“突厥英雄”。

审美，的确可以是多元化的。 然而，事实证明，吴勇等人想定义审美。 尽管，在吴勇指导的学生论文中，也特意强调：需要针对小孩子的审美去进行设计，而不能靠设计者自己臆断。

我想，教材或者说基础教育的意义，是通过不断的纠偏、纠错，引导青少年向真善美成长。 而黑教材、毒教材，则会给青少年打上错误的思想钢印，将谬误奉为真理，将黑暗视作正途，其心险恶，细思极恐。 大多数时候，人们更关注文科教材里的“意识形态”，却忽视了一些工科教材里，同样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这一次人教版的问题插画，可能和充斥着分裂思想、极端思想的新疆、香港教材问题性质不一样，但错位的性别教育、模糊的审美边界、错误的行为示范……这些擦边的教材，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引导着孩子们的成长。 而事关下一代，就应该严格审慎，容不得一丁点儿差错。

其实抛开审美的争议，这些课本和吴勇设计工作室设计的数学课本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其它课本里的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开心，积极阳光，甚至会给人一种被“治愈”的感觉。

黑教材、毒教材，则会给青少年打上错误的思想钢印，将谬误奉为真理，将黑暗视作正途，其心险恶，细思极恐。 大多数时候，人们更关注文科教材里的“意识形态”，却忽视了一些工科教材里，同样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这一次人教版的问题插画，可能和充斥着分裂思想、极端思想的新疆、香港教材问题性质不一样，但错位的性别教育、模糊的审美边界、错误的行为示范……这些擦边的教材，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引导着孩子们的成长。 而事关下一代，就应该严格审慎，容不得一丁点儿差错。

吕敬人曾在2005年一次采访中谈到离开出版社，成立自己工作室的原因，是苦于国内体制和观念的滞后，“即使出版社领导有这样的意识，但由于社会环境和体制的制约，也使出版社不能把握自己的初衷。我是艺术设计师，更不能受制于这样的环境。艺术需要个性，艺术的生命力来自于独创性，在固定的僵硬的模式下，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智慧和想象。”

从藏品来讲，大英博物馆有800多万件，中国国家博物馆只有140万件。 从藏品来源讲，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来源于世界各国，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基本全部来自中国。 从参观人数来讲，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在超过了大英博物馆。 最重要的是，从起步方式来讲，大英博物馆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有本质的区别：前者以掠夺起家，后者则立足本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两国国家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可以作为两国现代化历程的类比。

我想，教材或者说基础教育的意义，是通过不断的纠偏、纠错，引导青少年向真善美成长。而黑教材、毒教材，则会给青少年打上错误的思想钢印，将谬误奉为真理，将黑暗视作正途，其心险恶，细思极恐。大多数时候，人们更关注文科教材里的“意识形态”，却忽视了一些工科教材里，同样可能会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这一次人教版的问题插画，可能和充斥着分裂思想、极端思想的新疆、香港教材问题性质不一样，但错位的性别教育、模糊的审美边界、错误的行为示范……这些擦边的教材，同样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引导着孩子们的成长。